重商主义理论在欧洲近代早期的实践与转型 定义与核心目标 重商主义并非统一理论，而是16至18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实践的统称，其核心目标是增强国家实力，特别是通过积累贵金属（金银）来体现。国家财富被视为静态的，国际贸易是零和博弈，因此政策重点在于实现贸易顺差，使金银流入本国。政府通过关税、补贴、特许垄断等手段积极干预经济，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并发展本国制造业和航运业。 主要政策工具与实践 为实现顺差，各国采取了系统措施： 贸易管制方面 ，颁布《航海条例》（如英国）规定殖民地货物必须由本国船只运输，并限制殖民地与外国直接贸易； 产业促进方面 ，授予特许公司（如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并鼓励制造业发展以替代进口制成品； 殖民扩张方面 ，将殖民地视为原料供应地和制成品市场，形成封闭的帝国经济圈。同时，通过高额关税（如法国科尔伯时期）保护国内产业，并直接开采美洲金银（如西班牙）以增加货币存量。 理论演变与关键人物 早期重商主义（“货币平衡论”）强调绝对限制金银外流，甚至禁止出口。晚期重商主义（“贸易平衡论”）则更灵活，代表人物如英国的托马斯·孟，他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论证，不必拘泥于每笔交易顺差，只要总体贸易顺差即可，主张发展转口贸易和制造业。法国财政总监科尔伯是重要的实践者，其政策（科尔伯主义）系统性地推行了保护关税、补贴工场手工业、建设基础设施等一揽子措施。 经济后果与内在矛盾 重商主义政策在初期有效促进了本国工商业资本积累和海军力量崛起，但长期看存在多重矛盾：它导致 殖民竞争加剧 和频繁的贸易战争；国内 受保护的垄断企业效率低下 ；消费者因高价商品受损；最重要的是，对金银的盲目追求忽视了货币数量论揭示的 价格与货币流通量的关系 ——大量金银流入引发了长期的“价格革命”，导致通货膨胀，实际并未持续增强国家购买力。西班牙过度依赖美洲金银而忽视生产，最终陷入衰退，便是经典教训。 向古典自由主义的转型 18世纪中后期，重商主义体系开始瓦解。理论挑战来自大卫·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他论证贸易顺差带来的金银流入会推高国内物价，反而削弱出口竞争力，使顺差自动逆转。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给予致命一击，批判其混淆财富与货币，主张财富源于生产力和自由市场，倡导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实践中，英国工业革命后竞争优势确立，转向自由贸易更符合其利益。拿破仑战争后，重商主义虽有余波，但主导地位已被古典经济学取代，标志着经济思想与国家经济政策范式的根本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