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金瓶掣签”制度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乾隆朝正式确立、用以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活佛（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宗教仪轨与政治法律程序。其核心是将最终认定权收归中央，以掣签方式决定人选，确保公正，杜绝舞弊，从而强化清廷对蒙藏地区宗教与政治事务的掌控。 背景：活佛转世制度的演变与弊病 。要理解“金瓶掣签”，首先需了解其前身——活佛转世制度。此制度始于13世纪的噶玛噶举派，后为格鲁派（黄教）广泛采用。活佛圆寂后，其“转世”灵童需经过寻访、验证等程序认定。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宗教制度衍生出严重社会政治问题： 寻访与认定过程常被当地贵族、僧侣上层或蒙古王公操控 ，他们或假托神谕，或暗中指定自家子弟为灵童，形成宗教、政治、家族权力相结合的垄断集团。这不仅导致宗教腐败，更易引发各利益集团间的争斗，威胁边疆稳定。清朝前期，如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认定，已需报请中央批准或由皇帝敕封，但具体寻访过程仍多由地方势力主导。 创制：乾隆皇帝的决策与制度设计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清军击退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后，乾隆皇帝深刻反思西藏政教事务的积弊。其中， 六世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与红帽喇嘛（噶玛噶举派）在灵童认定、财产分配上的矛盾，被认为是引发廓尔喀入侵的诱因之一 。为“护卫黄教”、“整治流弊”，乾隆帝亲自主导设计了“金瓶掣签”制度，并载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制度要点包括： 特制两个金瓶（金本巴瓶） ，一置北京雍和宫，用于蒙古地区大活佛；一置拉萨大昭寺，用于西藏地区达赖、班禅等大活佛。将寻访到的候选灵童名字、生辰，用满、汉、藏文写于象牙签上，放入金瓶，于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由中央驻藏大臣监督，当众掣签决定。 运作：具体的实施流程与监督体系 。制度运作是一套严谨的行政与宗教结合的程序。当一位大活佛圆寂后，首先由其所属寺院依宗教仪轨进行预卜、寻访，提出数名候选灵童。 驻藏大臣或清廷理藩院官员则负责核实寻访过程，并将候选者情况详细奏报皇帝 。掣签仪式是核心环节：在拉萨，由驻藏大臣亲自主持，召集西藏僧俗高级官员见证；在北京或热河，则由理藩院尚书或指定大臣主持。掣出的象牙签，需当场呈验，并立即上报皇帝批准。最后，由皇帝正式颁谕认定，并安排坐床典礼。 驻藏大臣在整个过程中代表中央行使监督权，确保程序公正透明 ，有效防止了地方势力的操纵。 政治内涵：中央权威与边疆治理的深化 。“金瓶掣签”远不止是一项宗教改革，其深层是清廷对主权和法律权威的宣示与落实。 金瓶由皇帝御赐，掣签需中央大员监督，认定最终由皇帝批准 ，这便将活佛转世这一关键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朝廷。它确立了** “政教合一”体制下，教权必须服从于政权（皇权）的最高原则** 。通过掌控活佛，特别是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的产生，清廷加强了对西藏乃至整个蒙藏地区的精神凝聚力和政治向心力，将边疆治理深入到意识形态核心层面，是“因俗而治”政策中“治”的集中体现。 影响与延续：制度实效与历史意义 。该制度自确立后，被严格执行。 第十、十一、十二世达赖喇嘛和第八、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均经由金瓶掣签认定 。尽管偶有特例（如九世、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仅寻得一位灵童且无误而免于掣签，但仍需报请皇帝特批），但其作为“定制”的权威性从未动摇。它 基本终结了此前转世灵童多出自同一家族或权贵之门的弊端 ，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西藏内部稳定和中央与西藏关系的顺畅。这一制度将宗教仪轨、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与政治权威巧妙结合，成为清代治理多民族国家、维护边疆统一的标志性制度遗产，其精神与形式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