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循行”制度 “循行”制度是秦汉时期由中央或郡县政府派遣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巡视地方、检查政务、了解民情、督导生产、考察吏治并传达政令的一项重要行政监察与信息沟通机制。其名取自“循”即遵循、巡行之意，“行”即行走、巡视之实。此制度上承先秦“巡狩”“行县”之遗意，下启后世刺史“行部”之先声，是维持大一统帝国行政有效运转的关键环节。 要理解“循行”，需先认识秦汉的郡县制与信息传递困境。秦并六国、汉承秦制，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国家。朝廷政令通过文书下达至郡县，地方事务亦通过“上计”等文书上报。然而，文书行政有其局限：信息可能失真、迟滞或隐瞒；地方官员治理的实际效果（如农业生产、刑狱公平、赋税征收、风俗教化）无法仅凭数字报表准确掌握；突发灾害、社会动荡或吏治腐败需要朝廷及时获知与干预。因此，派遣可信官员亲赴地方实地勘察的“循行”制度，成为文书行政不可或缺的补充与验证手段。 秦汉“循行”有多种类型与层级。最高层级为皇帝亲自或派遣重臣（如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进行的 巡行天下（巡狩） 。如秦始皇多次东巡、汉武帝频繁巡幸郡国。此类巡行目的宏大，兼具政治宣威（彰显皇权、镇抚四方）、祭祀名山大川、考察边防、体察风土民情等多重功能，规模浩大，礼仪隆重。 更为常规和制度化的是 中央派遣特使循行 。朝廷常因特定事由，临时派遣使者（称为“使者”“循行使者”“风俗使者”等）前往特定区域。事由包括： 视察灾情与赈济 （如水旱灾害后，派使者核查灾情，开仓赈粮，减免赋税）； 举荐人才 （循行地方，发现并荐举“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 观览风俗 （了解民间疾苦、教化实施情况，纠察不良习俗）； 督办专项事务 （如督导水利工程、检查马政、落实“代田法”等新农业技术推广）。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便是典型。 在郡级层面，则有 郡守（太守）的“行县”制度 。郡守作为一郡最高长官，有责任定期巡视所属各县。《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守）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春季“行县”重点是督导春耕生产，检查农田水利，赈济贫弱。此外，秋冬也可能行县，主要目的是“断治冤狱”，审录囚徒，考察县吏治绩。郡守行县时，随行属吏（如督邮、功曹等）会协助具体检查工作，其行迹会形成记录，作为考核县级官吏的重要依据。 “循行”并非走马观花。使者或郡守拥有一系列职权与工作程序： 实地勘察 （深入田间、官舍、监狱、市场）； 听取汇报 （召集县吏听取政务汇报）； 接受告诉 （设置“告讼”之处，直接受理吏民申诉冤屈或举报不法，有时甚至“遮道上书”）； 核实上计簿 （将地方上报的户口、垦田、钱谷数据与实际核查比对，以防虚报）； 发布教令 （针对发现问题，当场发布指令要求整改，或宣扬朝廷德政、教化条文）； 直接奏事 （使者往往拥有直接向皇帝汇报的特权，郡守行县后亦需将情况汇总上报中央）。 “循行”制度的效果与影响深远。积极方面，它是 中央监控地方的重要耳目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官员的贪腐与欺瞒，保障了政令畅通与落实，特别是在救灾、劝农、平冤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也是 信息上行的重要渠道 ，使朝廷能获取比文书更鲜活、更真实的社会情报。此外，“举荐人才”的功能为汉代选官制度（察举制）提供了基层发现机制。然而，其效能也受限于执行者个人素质。若使者公正贤明（如西汉的龚遂、黄霸以善治闻名，曾任使者），则效果显著；若使者借此营私、骚扰地方，则反成弊政。随着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循行制度也逐渐形式化或为权贵滥用。 总而言之，秦汉“循行”制度是帝国行政链条中的动态监督与反馈环节，它将中央权威以具身化的方式延伸至郡县乡亭，弥补了静态文书管理的不足，是理解秦汉国家如何实现对广土众民有效治理的一把关键钥匙。其精神与形式，为后世历朝的巡察、采访、巡抚等制度奠定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