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粮食部》 《中华民国粮食部》是国民政府为应对战时及战后粮食危机、统筹全国粮食管理而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它的演变与运作，深刻反映了民国中后期在战争、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背景下，国家试图通过行政手段管控基本民生物资的艰难努力。 第一步：设立背景与战时粮食危机 粮食部的设立直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严峻的粮食问题。战争导致主要产粮区沦陷、交通阻断、粮食减产，同时军队、公教人员和后方城市人口的口粮供应压力剧增。原有的粮食管理机构（如全国粮食管理局）层级较低、权责分散，难以应对全局性危机。为此，国民政府于1941年7月决定设立粮食部，旨在统一事权，加强对粮食的生产、征收、储运、配销和价格的全面管制，以支撑抗战。 第二步：组织架构与主要职责 粮食部直属于行政院，其组织架构包括： 核心司局 ：如总务司、人事司、管制司（负责价格与流通管制）、储备司（负责仓储与调拨）、分配司（负责军粮与公教粮配给）、财务司等。 专门委员会 ：如田赋征实（将田赋由货币改为征收粮食实物）推行委员会、粮食增产委员会等。 地方系统 ：在省、专区、县各级设立相应的粮食局或粮政科，形成垂直管理体系。 其主要职责可概括为： 田赋征实与征购征借 ：推行并管理将田赋改征实物（稻谷、小麦），并强制向粮户征购、征借粮食，这是战时粮食最主要的来源。 军公民粮配给 ：统筹征收来的粮食，优先保证数百万军队的粮秣，同时定量配给公教人员及部分城市居民。 市场管制与价格平抑 ：试图通过限价、取缔囤积居奇、设立平价食堂等方式控制粮价。 仓储与运输 ：建设和管理国家粮仓，组织战时极其困难的粮食跨区域调运。 第三步：核心政策与实践：“田赋征实”与“三征” 粮食部工作的核心是执行“田赋征实”政策，并扩展为“三征”（征实、征购、征借）。 田赋征实 ：1941年下半年正式在全国推行。规定田赋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后不断提高）。这使政府直接掌握了大量粮食实物，避免了法币贬值带来的财政损失，但极大加重了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负担。 征购与征借 ：在征实之外，政府还按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粮户“征购”粮食，部分支付法币，部分搭配粮食库券或储蓄券。后期，“征购”多改为“征借”，即仅出具凭证，承诺战后偿还（大多未能兑现）。“三征”成为支撑战时财政和粮食供给的支柱，也是农村沉重的税负来源。 第四步：运作困境与弊端 粮食部的运作面临多重困境，产生诸多弊端： 行政效率与腐败 ：庞大的征粮、储运体系需要大量基层官吏，而战时吏治腐败，导致粮政人员贪污、勒索、大斗进小斗出现象普遍。 负担不公 ：征实以土地陈报的赋额为基准，但地主往往通过转嫁、瞒报等方式将负担转嫁给佃农，加剧了社会矛盾。 对农村经济的破坏 ：强制低价征粮，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侵蚀了农村经济基础。 通货膨胀下的失效 ：在法币恶性通货膨胀环境下，虽然政府掌握了实物，但粮食黑市猖獗，配给粮质量差、数量不足，平抑粮价的目标基本落空。 第五步：战后演变与终结 抗战胜利后，粮食部继续存在，任务转为应对战后粮荒和内战军粮需求。国共内战期间，其在国统区的征粮工作因战局恶化、控制区缩小而愈加困难且具破坏性。1949年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后，粮食部随之缩减、混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机构在大陆被废止。迁台后的国民党当局初期仍设有“粮食局”，后其职能并入经济部等部门。 综上所述，《中华民国粮食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强力介入经济生活的典型机构。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为战时国家机器提供粮食保障的初始目标，但其运作成本高昂，加剧了社会不公与农村衰败，最终未能解决根本性的粮食与民生问题，其历史是国民政府统治能力与局限性的一个深刻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