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商会法》 首先，从商会这一组织的本质和其在近代中国的起源讲起。商会是工商业者为维护共同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而依法组建的法人团体。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商会并非本土固有，而是随着清末（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商口岸的开放、西方商会的示范以及清政府推行“新政”而引入和建立的。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商会制度的正式诞生。在民国成立前，各地商会已在协调商务、联络官商、甚至参与地方自治和政治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次，进入中华民国时期后，原有的清末商会法规已不适用，需要新的法律来规范商会的组织和活动。北京政府于1914年公布了《商会法》，这是民国第一部系统规定商会制度的法律。该法明确了商会为法人，规定了其设立条件（须由一定区域内三十家以上工商企业发起）、组织架构（会长、会董制）、职能（如调查商情、调处争议、出具商事证明、向政府陈述意见等）以及政府的监督权限。1915年又颁布了《商会法施行细则》。这部法律奠定了民国商会制度的基本框架，使得商会在法律上获得了明确的地位和权利。 第三步，讲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商会法的重大修订。随着国民党实施“训政”，加强对社会团体的控制与整顿，原有的商会法被认为组织松散、易于被地方势力把持。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重新制定并公布了新的《中华民国商会法》及《实施细则》。新法与旧法相比，核心变化在于：1. 强制改组与层级体系 ：要求所有原有商会依法限期改组，并明确构建“市商会”和“县商会”两级基本组织，特别市及省会可设市商会。2. 会员资格变化 ：从以商号、行帮为单位，转变为以同业公会为单位（即同业公会为商会的基本会员），无同业公会的地区才允许商号直接加入，这强化了“业必归会”的行业控制思路。3. 强化政府监督 ：商会的设立、章程、选举结果及主要决议均须报主管官署（社会局或县政府）核准或备案，政府有权解散“违法”的商会。4. 明确职能 ：除了传统的经济职能外，增加了“贯彻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等表述，凸显其作为政府推行经济管理辅助工具的色彩。 第四步，分析该法在实践中的影响与商会的处境。1929年《商会法》的实施，使得商会被正式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社团管控体系。一方面，它使商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趋于规范化、系统化，增强了其作为工商界代表与政府沟通的正式渠道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对商会人事、财务和活动的干预能力大大增强，商会的自主性受到压缩。特别是在1930年代以后，随着《工商同业公会法》的配合施行，形成了“政府—商会—同业公会—企业”的垂直管理网络，商会成为国家统制经济政策在地方执行的重要环节。 最后，简述其历史沿革与终结。1929年《中华民国商会法》在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直是管理商会的根本大法，其间虽有小幅修正，但主体未变。抗战时期及战后，商会在协助政府推行战时经济统制、物资调配以及战后经济重建中发挥了复杂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法在大陆地区被废止，原有的商会组织被改造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及其地方组织。该法的变迁，深刻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经济组织互动模式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