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的税政整顿尝试与近代财政转型 第一步：厘金制度弊端的全面显现与中央财政依赖的加深 弊病丛生： 至19世纪末，厘金已不仅是地方督抚的财源，更成为全国性、普遍性的商税。其征收关卡林立、名目繁多（如坐厘、行厘、货厘、统捐等），税率各地不一，且因缺乏有效监管，经办官吏中饱私囊、任意勒索的现象极为普遍，严重阻碍了国内商品流通和统一市场的形成。 中央依赖： 尽管厘金收入大部分被地方截留，但其解送中央的部分（特别是用于偿还战争赔款和外债的部分，如甲午战争和庚子赔款后）已成为清政府中央财政不可或缺的支柱。这使得清廷对厘金制度改革陷入两难：既要整顿其弊端以纾解商困、发展经济，又不敢贸然废除以免动摇已十分脆弱的财政基础。 第二步：晚清官绅的整顿尝试与失败原因 早期局部改革： 早在同治、光绪年间，一些地方大员如沈葆桢、张之洞等曾尝试在其辖区进行整顿，如裁并厘卡、统一定率、改办统捐等，但这些措施多限于一时一地，或因触及地方既得利益、或因中央支持不足而未能持久和推广。 清末新政时期的系统努力： 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将改革财政、统一税权作为重要内容。1903年设立商部（后改农工商部）后，倡导“恤商”政策，要求各省清理、整顿厘金。1906年官制改革后，度支部（原户部）试图统一全国财政，将清理、整顿厘金作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 典型方案——“裁厘认捐”与“统捐”： 裁厘认捐： 即由行业商人公议，认定一个总额（“认捐”），包缴给政府，以此换取裁撤该行业相关厘卡。此方案在部分地区（如江苏的丝捐、浙江的绸捐）曾短暂试行，旨在减少关卡、稳定商税。但因行业内部协商困难、政府不信任商人组织、以及无法覆盖所有商品而难以全面推行。 改为统捐： 即将某一区域内多次征收的厘金，合并为在起运地或到达地一次性征收的“统捐”。湖北、江西等省曾推行，意在简化手续。但实际操作中，原有税卡常以查验等名目变相保留，或在新环节加征，效果有限。 失败根源：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 厘金是地方督抚权力的基石，任何旨在削弱地方征收权、将财权收归中央的改革，都遭到地方或明或暗的抵制。 缺乏替代财源： 在未能建立现代、高效的国家直接税（如所得税、遗产税）体系之前，清廷无法找到足以替代厘金巨额收入的可靠税源，改革缺乏底气。 吏治腐败与执行力低下： 整个官僚系统已深度腐败，任何整顿措施在层层执行中都会走样，甚至成为新的勒索借口。 第三步：厘金在清末民初财政转型中的复杂角色 阻碍与催化并存： 厘金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统一，成为经济近代化的桎梏。但另一方面，为应对因厘金管理混乱导致的财政压力和列强要求，它又客观上催化了清末的税政改革和财政机构近代化尝试（如设立度支部、试办预算等）。 与“协定关税”的双重压迫： 厘金造成的国内税负，与《南京条约》后固定的、极低的进口“协定关税”相结合，形成“内重外轻”的畸形税收格局，极大地削弱了国货的竞争力，保护了洋货的倾销。 向现代税制过渡的垫脚石（负面意义上）： 厘金的征收实践，尽管弊病重重，却使“通过税”和“交易税”的概念在基层得到广泛实施。其失败的经验也为后来的财政改革者（包括民国时期的政府）提供了深刻教训，即必须建立中央直接控制的、统一的国内货物税体系（如统税、货物税）来替代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间接税体系的构建路径。 总结： 厘金制度的整顿尝试，贯穿晚清最后几十年，集中体现了传统帝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在财政领域面临的深刻困境：旧制度弊病已积重难返，成为发展的障碍；但因其已深深嵌入权力结构与财政体系，任何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缺乏强大中央权威、高效行政能力和新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厘金问题直至1931年民国政府才正式宣告裁撤，其遗留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