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续讲：舆论反应、地方实践差异与历史叙事演变 第一步： “东南互保”在当时的舆论反响与思想论争 “东南互保”不仅是一项政治-军事协议，更在思想界引发了激烈争论。支持者（主要为东南督抚、洋务派及部分开明士绅）视其为“保境安民”的务实之举，是地方督抚在中央权威失效、政策荒诞情况下的“权宜之忠”。他们认为，此举避免了东南富庶之地沦为战场，保护了国家元气与早期现代化成果。反对者（主要为清廷中的顽固派、北方主战派及部分传统士人）则斥其为“叛逆”、“割据”，认为其违背了“君辱臣死”的纲常伦理，破坏了国家政令、军事的统一性，是地方势力坐大的标志，在道义上不可接受。这一争论深刻反映了晚清中央与地方、传统忠君观念与现实利益考量之间的尖锐矛盾。 第二步： 协议在各省的具体实践差异与内部张力 “互保”并非铁板一块，各省督抚在执行中存在着策略与程度的差异。核心人物如刘坤一（两江）、张之洞（湖广）态度坚决，与列强合作密切，全面镇压辖区内任何可能引发外衅的排外活动。李鸿章（两广）虽公开赞同，但更侧重于“观望”，其“拒不奉诏”的声明政治象征意义更强。闽浙总督许应骙的实施则相对宽松，对当地民众反教活动压制不甚彻底。山东巡抚袁世凯虽未正式签约，但采取相似策略，力保境内安定。这些差异体现了各地督抚对风险的不同判断、与列强关系的亲疏以及对自身权力基础的考量。同时，各省内部也存在主战派士绅、团练势力与督抚政策的冲突，督抚们需动用政治和军事资源进行压制，以维持“互保”局面。 第三步： 事件对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长期塑造 “互保”以极端方式确认并加剧了咸丰朝以降“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经此一役，地方督抚（尤其是汉族疆臣）不仅掌握了重要的财政、军事资源，更获得了在极端情况下自行决定对外和战、无视中央旨意的“先例”与“信心”。这严重侵蚀了清廷中央的权威与凝聚力。事后，慈禧太后虽未（也无力）追究当事督抚，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已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这一局面为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纷纷独立、清廷迅速土崩瓦解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第四步： “东南互保”在近代史叙事中的演变与重新审视 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评价，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在清末革命党与民国早期的叙事中，多强调其“汉人官僚对抗满洲昏廷”的色彩，或视其为地方割据的例证。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大陆史学界主流观点基于“阶级斗争”和“反帝反封建”框架，通常批判其是“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维护官僚买办阶级利益”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研究深入和视角多元化，学界更注重其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复杂性：既承认其客观上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争破坏，保护了东南沿海的现代化基础，也分析其加剧了地方主义、加速了清王朝解体的政治后果。当前研究更倾向于将其置于国家治理危机、近代外交转型以及中国早期全球化应对等多维度下进行考察，视其为理解晚清政治生态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