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金与盎格鲁-萨克逊英格兰的防御体系》的续篇:晚期丹麦金的政治与军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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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回顾与背景设定:您已了解“丹麦金”最初是盎格鲁-萨克逊英格兰为应对维京人袭扰而征收的特别税,用于赎买和平或雇佣军队。本词条聚焦于978年至1066年(即“盎格鲁-萨克逊晚期”或“克努特大帝及其继承者时期”),“丹麦金”的性质、用途及与之相关的军事体系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一时期,维京威胁从 sporadic raids 转变为系统的征服与统治(如克努特的北海帝国),英格兰的防御需求也从被动应对袭扰,转向维持一支常备的、可海内外作战的国王亲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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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时税到固定土地税(演变的核心):在埃塞尔雷德二世(978-1016年在位)及克努特大帝(1016-1035年在位)统治下,丹麦金逐渐制度化、常态化。它不再仅仅是危机时的临时摊派,而演变为一种基于土地面积的、相对固定的年度或周期性税收。税基被系统评估,与“海德”(hide,土地面积与赋税单位)体系紧密挂钩。征收频率和数额由国王与贤人会议(Witan)决定,成为王国常规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军事用途也更为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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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用途的扩展:从“赎买”到“供养”:
- 雇佣常备军(亲卫队):征收的丹麦金很大一部分用于供养国王的常备亲卫队,尤其是由职业战士组成的“西斯卡尔”(Huscarls)。这支精锐部队效忠于国王个人,是王室权力的核心军事支柱,不仅用于本土防御,也用于海外远征(如克努特征讨苏格兰、挪威)或镇压内部叛乱。
- 舰队维持:部分资金用于维持“船税”(Ship-scot)体系,即要求特定区域(通常是沿海郡)提供战舰及船员。丹麦金可用于补贴建造、维修战舰,或支付船员的薪酬,确保有一支常备的海上力量。
- 边防建设:资金可能用于强化“堡防”(burh)体系,维护和扩建战略要地的设防城镇,作为区域防御和军队集结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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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影响:
- 强化王权:丹麦金成为国王直接掌控的财源,削弱了地方大贵族在军事上的独立性。国王通过控制财权和西斯卡尔,加强了对王国的中央集权。
- 经济负担与社会矛盾:频繁且沉重的税收给自由民(ceorls)阶层带来巨大压力,许多人为缴税不得不抵押或出售土地,导致自由民阶层萎缩和土地集中,加速了社会封建化进程。这也是导致1040-1041年“赫里福德税暴动”等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 货币经济的刺激:大规模、周期性的现金税收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英格兰的货币经济。王室铸币厂需要生产大量标准银便士(sterling)以满足流通,使英格兰成为当时欧洲货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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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征服后的遗产:1066年诺曼征服后,征服者威廉认识到了该税收体系的高效。他保留了“丹麦金”的名称(诺曼法语称“丹麦盖尔德” Danegeld),但彻底改造了其性质。在《末日审判书》所确立的新封建土地体系下,它逐渐演变为一种纯粹的、为特定军事目的(如国王远征)而向直属封臣征收的封建协助金,失去了其作为全民性土地税和维持常备军的核心功能,最终在12世纪被其他税种取代。
总结:晚期的丹麦金已从一个为应对维京威胁而生的“防御性赎金”,演变为盎格鲁-萨克逊晚期王国中央集权的财政工具和常备军的基石。它的制度化征收强化了王权,塑造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是理解诺曼征服前英格兰王国治理模式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