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筹饷”续讲：饷源结构、饷章制度与地方财政集权 核心问题：湘军饷需的极端特殊性 湘军作为咸丰年间由曾国藩创建的地方武装，其筹饷的首要特殊性在于 完全脱离中央财政体系 。清廷正规军（八旗、绿营）的军饷由户部统一拨发，而湘军自诞生起即被清廷定位为“官勇”（临时招募的勇营），朝廷原则上不承担其军费。这迫使曾国藩必须在 朝廷法定财政渠道之外 ，独立构建一套庞大、复杂且可持续的饷需供应体系，以支撑长达十余年、波及数省的战争。 主要饷源渠道的演变与构成 湘军饷源并非单一，而是随着其势力扩张和战争进程，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系： 捐输（劝捐） ：早期最主要来源。并非强制税收，而是通过授予虚衔官职（如监生、贡生等“功名”）吸引地方绅商“报效”。曾国藩在湖南、江西等地设立“捐局”，系统化操作。此为 启动资本 ，但具有不稳定性和地域局限性。 厘金 ：湘军筹饷史上 革命性的创造 。1853年，曾国藩在江西安庆设立关卡，对过往商品按值百抽一（后比例提高）征收商业税，称“厘金”。因其征收对象广泛（几乎涵盖所有流通商品）、设卡灵活，迅速成为湘军 最稳定、最庞大的饷源支柱 。湘军控制区域的厘金收入几乎全部截留自用，标志着地方军事集团对商业税的垄断。 盐税 ：通过控制或介入淮盐、川盐的运销渠道获取税收。例如，曾国藩推行“盐厘”，即在食盐运输环节加征厘金；后期湘军将领如李鸿章等直接掌控两淮盐政，盐税成为淮军（湘军分支）的核心饷源。此乃 对传统国家专卖收益的攫取与再分配 。 协饷与关税 ：在获得两江总督等实职后，曾国藩得以调动辖地部分国家正税（如地丁漕粮）和海关税收（如九江关、江海关）用于军需。这标志着湘军筹饷从“体制外”开始 侵蚀并融合部分“体制内”财政资源 。 杂税与田赋 ：在控制区域征收各种名目的附加税，或对田赋进行折价、加征。 饷章制度：军事财政化的核心管理工具 为确保饷源有效转化为战斗力，曾国藩建立了严谨的“饷章”制度，这是湘军高度组织性的财政体现： 定额化 ：制定了从士兵到统领各级的 精确、统一的月饷标准 （如营官月薪50两，哨官9两，正勇4.2两），远高于绿营，并坚持“厚饷养兵”原则以吸引人才、防止劫掠。 会计与审计 ：设立“粮台”作为专门的后勤与财务机构，负责饷银的接收、存储、发放和核算。粮台分设各类分局（如银钱所、军械所、转运局），形成垂直管理系统，并实行严格的账簿制度和报销流程。 发放保障 ：原则上坚持“粮台”直接发饷到营，减少中间克扣，保障士兵收益。饷银以白银为主，相对稳定。 深远影响：地方财政军事集权的形成 湘军筹饷体系产生了超越军事范畴的颠覆性影响： 财政权下移 ：原本高度集中于中央的财政征收、分配权， 实质性地转移到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及其控制的地方督抚手中 。厘金等新税种的征收和使用，完全绕开了户部。 军政合一的地方权力结构 ：督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不仅掌兵，而且通过控制厘金、盐税等命脉财源，掌握了独立的财政基础。这催生了** “兵为将有，饷自帅筹”** 的局面，形成了近代中国 地方军事-财政复合体 的雏形。 中央财政权威的瓦解 ：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被迫承认并依赖这种地方自筹军饷的模式，导致中央对全国财政的控制力空前削弱。战后，厘金制度被保留并全国推广，但征收与支配权仍主要操于地方之手，成为晚清直至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矛盾的核心症结之一。 社会经济负担加重 ：层层设卡的厘金严重阻碍商品流通，提高了商业成本；各种捐输和加征最终转嫁给农民和消费者，加剧了社会经济的凋敝。 总结而言，“湘军筹饷”绝非简单的战时后勤问题，它是一套在王朝财政崩溃背景下，由地方军事领袖主导的、制度化的资源汲取与再分配体系。它通过创造厘金、整合传统税源、建立独立饷章，不仅支撑了湘军的生存与胜利，更彻底重塑了晚清的国家财政结构，奠定了此后数十年** “督抚专权”** 局面的经济基础，是理解晚清中央集权衰落和地方势力崛起的关键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