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部曲”与人身依附关系

1. “部曲”概念的源流与基本定义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部曲”一词的历史渊源。它并非宋元时期才出现，而是源自汉代，最初指军队的编制单位，后来逐渐演变为指代私家武装力量。到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部曲”的法律和社会身份发生了关键性变化，成为介于奴婢与良人（自由民）之间、对主人有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的私属人口。他们通常依附于门阀士族或军将，从事农耕、作战或家务劳动，不能随意脱离主人，其身份往往是世袭的。进入宋元时期，“部曲”制度虽已不是社会主体，但其遗存和变体在特定领域和地区依然存在，并影响着社会结构。

2. 宋代“部曲”制度的式微与转化
   宋朝建立后，中央集权加强，门阀士族彻底消亡，传统的世袭性、军事化的私家部曲群体基本瓦解。宋代法律上已明确将社会主要成员分为“编户齐民”（主户、客户）和“贱民”（奴婢等），不再有法律意义上的“部曲”等级。然而，“部曲”所代表的人身依附关系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其他形式转化存在：

   • 地客、佃仆：宋代乡村中，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其中一部分与地主结成紧密关系，除缴纳地租外，还需承担额外的劳役，甚至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随意迁徙或退佃，形成事实上的依附关系，可视为部曲制度的残余形态。
   • 军中私属：在某些将领麾下，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某些屯驻大军或地方武装中，仍存在将领与亲兵、家丁之间超越一般官兵关系的强烈人身依附，带有部曲色彩。
   • 法律概念的沿用：宋代法律文书和士大夫议论中，有时仍会使用“部曲”一词来指代类似身份的依附人口，或作为历史典故引用，但其内涵已与魏晋隋唐时期不同。

3. 元代“部曲”关系的复杂化与特殊性
   元朝的统一带来了蒙古、色目等多民族的社会制度，使得人身依附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部曲”形态也更为复杂：

   • 驱口制度的影响：元朝盛行“驱口”制度，即战争中俘虏或债务等原因沦为半奴隶、半农奴身份的人口。部分驱口被用于农耕或家内服务，其地位与历史上部曲的依附性有相似之处，但法律上驱口更接近财产，地位通常低于宋代的佃仆。
   • 投下户与怯怜口：蒙古贵族、功臣（投下领主）拥有大量的封户（投下户），其中许多是战争俘获或国家拨赐的。这些人口为领主服役、纳贡，人身隶属于领主，不得随意离开，形成了一种类似部曲的领主-属民关系。此外，皇室和贵族私属的手工业者、服务人员称为“怯怜口”（意为“家中儿郎”），也是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群体。
   • 江南佃户地位的下降：元朝在江南地区，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主对佃户的控制权。一些地方佃户的处境恶化，人身束缚加强，甚至出现随田买卖佃客的现象，这可以看作是部曲式依附关系的局部回潮。

4. 宋元时期“部曲”残余形态的社会经济影响
   这种残余或变相的人身依附关系，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多重影响：

   • 生产关系：它维持了部分地区和生产领域（如大庄园、贵族领地）的超经济强制剥削，阻碍了完全自由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发展。
   • 社会流动性：限制了底层人口，尤其是依附农民的人身自由和社会纵向流动，将他们束缚在特定的土地或主人身边。
   • 国家控制力：这种私人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影响了国家的赋役征发和人口管理。宋朝政府多次立法试图限制地主对佃户的人身控制，而元朝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规范了这种依附关系的合法性。

5. “部曲”残余的消亡趋势
   尽管存在上述现象，但宋元时期人身依附关系的总体趋势是走向松弛。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的增多、农民反抗斗争的加剧，以及明清时期“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赋役制度改革，都在持续削弱人身束缚的经济基础。宋元时期的“部曲”残余，可以看作是古代严格人身依附制度走向最终消亡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和局部反复，其复杂性正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