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越史记全书》的编纂、版本与史源考 词条界定与背景介绍 《大越史记全书》是越南后黎朝和西山朝时期编纂的官修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鸿庞氏时代至后黎朝嘉宗德元二年（1675年）的历史。它是越南现存最重要、最完备的古代史籍，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二十四史”总集。它的编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积累与修订过程，其内容来源复杂，版本流变清晰，是研究越南古代历史、史学编纂以及中越文化关系的核心材料。 编纂过程与核心编纂者 该书的编纂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初编（《大越史记》）： 后黎圣宗洪德年间（1470-1497），由史官吴士连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编成。吴士连主要依据了两部更早的史书：黎文休于1272年编成的《大越史记》（记载赵武帝至李朝昭皇，即前207-1224年），以及潘孚先于1455年奉敕编修的《史记续编》（补陈朝史，1225-1427年）。吴士连将二者合编，并增补注释和考辨，于1479年完成《大越史记》，共15卷，记事至黎太祖建立后黎朝（1428年）。 续编与修订： 此后一个世纪，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后黎朝史官武琼等人奉命续修，将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和后续的《实录》等资料进行整合、考订、补注，并续写至黎恭皇（1527年）。武琼的工作更侧重于校勘、注解和内容补充。 全书定本（《大越史记全书》）： 后黎朝末期，范公著等人再次主持大规模修订与续编。他们以吴士连、武琼的版本为基础，进行了更系统的编纂，将全书结构明确划分为“外纪”（传说时代至前蜀属时期）和“本纪”（自主王朝时期），并续写到1675年。最终于1697年，由黎僖负责校对并刊刻，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大越史记全书》标准版本，共24卷（外纪5卷，本纪19卷）。 核心史源与文本层累 理解《大越史记全书》的关键在于剖析其文本的“层累”结构，即不同历史时期的信息被逐层叠加： 第一层：早期传说与地方记忆。 关于鸿庞氏、瓯貉等传说时代的内容，主要来源于越南民间的口传史诗、地方志和神话，这些材料在10世纪越南自主王朝建立后，被系统性地纳入官方历史叙事，以构建悠久的建国谱系。 第二层：中国正史与地方史料。 对于北属时期（即中国郡县统治时期，前111-939年），编纂者大量参考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中国正史，同时也尝试从越南本地文献（如已佚的《交州外域记》等）中寻找不同记载，以平衡视角。 第三层：前代越南史书。 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和潘孚先的《史记续编》是其主干。吴士连等人在编纂时，不仅抄录原文，还以“按语”、“考辨”等形式对前代记载进行评论、纠谬或补充，形成了文本与注释并行的独特形态。 第四层：各朝《实录》与官方档案。 对于李朝、陈朝及后黎朝的历史，编纂者主要依据各朝的官方《实录》、诰敕、功臣谱牒等第一手档案。这部分内容相对最接近原始记录。 第五层：儒家史观与正统论诠释。 全书编纂贯穿了宋代朱熹《通鉴纲目》的编年体例和“春秋笔法”精神。编纂者（尤其是吴士连和范公著）在叙事中强烈注入了儒家政治伦理、正统观和华夷之辨思想，用以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使得全书不仅是史实汇编，更是意识形态的表达。 版本流传与校勘研究 《大越史记全书》的主要版本有： 正和本（1697年）： 由黎僖校订刊刻，是现存最早的完整刻本，也是后世各版的祖本。此本保留了编纂过程的诸多痕迹。 内阁官板（1856年）： 阮朝嗣德年间据正和本重刻，但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避讳”和微调，以符合阮朝的政治语境。 现代整理本： 20世纪以来，越南、法国、日本及中国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次点校、翻译和研究。其中，陈荆和教授的校合本（日本，1984-1986年）尤为重要，它综合比对了正和本、内阁官板以及多种抄本，并附有详尽注释，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版本。 版本校勘的重点在于辨析正和本与内阁官板的异同，追索在阮朝刊刻时可能被修改的内容，以及通过不同抄本校正刻印错误。 历史价值与学术意义 越南国史基石： 它是研究越南古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最系统的文献。 史学思想载体： 清晰地展现了越南史学家如何吸收中国史学体例与观念，又力图构建自身独立历史叙事的过程，是东亚儒家史学圈的重要案例。 史料比较宝库： 书中大量引用的中国史籍记载，可与现存中文古籍对勘；其关于中越关系的记载，也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另一视角。 文本层累范例： 其编纂史本身就是历史书写如何被层层建构的绝佳范例，为历史文献学和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素材。对它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史源辨析”、“文本批判”和“编纂意图分析”这三个核心方法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