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军兴” “咸同军兴”一词，是晚清历史中对咸丰、同治两朝（约1851年至1874年）爆发的一系列大规模内部军事冲突及其引发的全国性军事、政治、财政体系剧变的总括性称谓。其核心是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民起义、西南苗民起义等连绵战事，而被迫进行的军事动员与体制调整。 第一步：理解词义与时代背景 “咸同”是咸丰皇帝（奕詝，1850-1861年在位）和同治皇帝（载淳，1861-1874年在位）的年号合称。“军兴”指因大规模战事而启动的非常规军事动员状态。这一时期始于1851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终于1870年代末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与收复新疆。其根本背景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清王朝内部因人口压力、吏治腐败、民族矛盾、西方冲击而积累的社会矛盾总爆发。 第二步：核心事件——“军兴”所指的主要战争 “咸同军兴”涵盖的战争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系列交织的战役： 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 ：这是主轴，战火波及江南核心财赋区，动摇了清朝统治根基。 捻军起义（1853-1868） ：活跃于北方的骑兵武装，与太平军南北呼应，后期成为主要威胁。 西北回民起义（1862-1873） ：陕甘等地爆发的反清斗争，社会破坏极大。 西南苗民起义（1855-1872） ：贵州等地爆发，持续时间长。 云南回民起义（1856-1872） ：杜文秀建立政权，割据一方。 这些战争几乎同时或接续进行，使清政府面临多线作战的绝境。 第三步：关键转折——军事体制的破旧立新 传统国家经制军队（八旗、绿营）在战争初期迅速朽败，无力平叛。这迫使清政府允许地方官员和士绅自筹经费、自练军队，从而催生了新的军事力量： 湘军（1854年成军） ：由曾国藩创建，实行“兵为将有”的募兵制，以宗法乡谊为纽带，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 淮军（1862年成军） ：由李鸿章在湘军基础上组建，后成为装备更近代化的核心武装。 其他勇营 ：如楚军（左宗棠）、豫军等。 这些“勇营”取代绿营成为国防主力，标志着清朝军事权力从中央下移到地方督抚手中的开始。 第四步：财政体系的根本性重构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清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进行权宜性但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 厘金制度（1853年创始） ：为筹措军饷而设的商业税，最初在扬州江北大营试行，后迅速推广全国。它由地方督抚或统兵大员自行征收、支配，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柱，但也造成了国内市场割据和商民重负。 捐输与厘捐 ：大规模卖官鬻爵（捐输）和临时性商业摊派（厘捐）成为重要饷源。 关税权的变化 ：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和海关由外籍税务司管理，关税收入在中央财政中的比重上升，但部分也被用于镇压起义（如“阿思本舰队”事件后关税用于镇压太平军）。 这一系列措施，使得财政资源绕过传统的户部-藩司体系，直接流向战争前线和地方督抚，中央财权被严重削弱。 第五步：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塑 “咸同军兴”最终导致了清朝权力格局的深刻重组： 督抚专权局面形成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统兵大臣因战功出任两江、直隶、陕甘等关键地区的总督、巡抚，集地方军政、财政、人事大权于一身。他们通过幕府机制行使权力，形成了相对独立于中央的决策和执行体系。 满汉权力对比变化 ：战争严重削弱了满洲贵族和八旗的军事垄断地位，以湘淮系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凭借军功崛起，进入权力核心，改变了清初以来“重满轻汉”的政治传统。 “同光中兴”的基础 ：战争平息后，这批掌握实权的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成为推动洋务运动的主导力量，他们控制的区域（如直隶、两江）也成为近代化试验的主要基地。 总结 ：“咸同军兴”不仅仅是一段战争史，它更是晚清历史的一个结构性转折点。它摧毁了旧有的军事（八旗绿营）、财政（中央集权）体系，催生了以湘淮军系为代表的新军事力量和以厘金、地方筹饷为特征的新财政模式，并最终塑造了“内轻外重”、督抚专权的新的政治权力格局。这一格局为后续的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乃至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政治都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