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增长 斯密增长是指一种主要依靠市场范围扩大、劳动力工深化和生产率提高来实现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核心思想源于亚当·斯密的经典论述，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种增长模式强调贸易、专业化与市场规模之间的动态关系，是工业革命前及早期现代经济史中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 要理解斯密增长，我们可以按以下步骤展开： 第一步：核心思想的起源——《国富论》中的关键洞见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民财富增长的首要源泉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又在于劳动分工。他著名的制针工场例子说明，将一个完整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简单重复的工序，由不同工人专门负责，能极大提升效率。然而，斯密紧接着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约束： “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这意味着，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和可行性，取决于产品能够销往的市场大小。一个狭小的本地市场无法消化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从而无法支撑精细的分工。 第二步：市场范围扩大的驱动因素 既然市场范围是关键，那么是什么推动了市场范围的扩大？斯密及其后续学者指出了几个历史性因素： 交通运输改善 ：运河、道路和港口的建设降低了运输成本，使商品能够更经济地运往远方。例如，18世纪英国的内河航运网络极大地整合了国内市场。 制度变革 ：统一的国家市场形成、法律对产权的保护、合约执行的保障、关税壁垒的减少等制度安排，降低了交易成本，使跨区域贸易更为安全和便捷。 人口增长与城市化 ：人口增加和城市聚集创造了更大的本地需求，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 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将欧洲市场与美洲、亚洲连接起来，市场范围骤然扩大到全球尺度。 第三步：增长的正向循环机制 斯密增长描述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动态过程，通常被称为“斯密动态”： 某种原因（如运输成本下降）导致 市场范围扩大 。 扩大的市场允许生产者为满足新的、更大的需求而进行更精细的 劳动分工 和专业化生产。 分工与专业化带来了 生产率提高 ，从而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 成本降低导致 价格下降 ，使得更多消费者能够购买该商品，这反过来又进一步 扩大了有效市场需求 。 市场范围的再次扩大，为进一步的分工和生产率提升创造了条件，如此循环往复。 这个过程可以在不依赖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仅通过现有生产组织的优化和市场的扩展，就实现显著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温和提升。 第四步：在历史中的体现与局限 斯密增长模式在历史上有着清晰的体现： 工业革命前的欧洲 ：从16到18世纪，长途贸易的繁荣（如跨大西洋贸易、波罗的海贸易）刺激了欧洲许多地区手工业的专业化（如英国的毛纺织业、荷兰的造船业），这正是市场扩大驱动分工深化的典型。 早期工业化 ：工业革命初期，许多产业（如陶瓷、金属制品）的初期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及殖民地市场的整合与扩大，为采用工场手工业乃至早期机器生产提供了必要的需求基础。 然而，斯密增长也有其局限性： 边际收益递减 ：分工的细化有其物理和组织的极限，当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会减弱。 依赖外生动力 ：市场范围的初始扩大往往需要外生因素推动（如地理发现、政治统一），该模式本身不解释这些根本性突破从何而来。 与“熊彼特增长”的区别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强调，长期的根本性经济增长源于“创造性破坏”，即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方式的创新。斯密增长更侧重于在给定技术条件下，通过市场扩展和组织优化实现的增长。长期的现代经济增长通常是斯密增长（市场扩大）与熊彼特增长（技术创新）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五步：学术意义与现代启示 斯密增长作为一个概念，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 解释前现代增长 ：它为我们理解工业革命之前数百年间，全球经济尤其是欧亚大陆的经济扩张和商业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核心的分析工具。 理解全球化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大西洋三角贸易、乃至当代的全球化，都可以被视为市场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其经济增长效应部分地遵循斯密逻辑。 政策启示 ：它强调了降低贸易壁垒、改善基础设施、统一市场规则对于激发经济活力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思想至今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如欧盟、单一市场）的重要理论基础。 总而言之，斯密增长刻画了一个基于市场扩展、分工深化和生产率提升的经典经济增长模型，它是连接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理解现代经济起源的关键理论桥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