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铜币与钱法》 第一步：概念与基础——钱币的法定地位与核心职能 在隋唐时期，铜钱是法定的主要流通货币。其核心职能包括： 价值尺度 ：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基准。 流通手段 ：用于日常交易，是最基本的支付工具。 贮藏手段 ：铜本身具有价值，可作为财富储存。 朝廷通过颁布“钱法”，即关于货币铸造、发行、流通、管理的法律与政策，来规范货币经济，维护金融秩序。这构成了国家财政和经济控制的重要一环。 第二步：核心制度——铸造与发行体系 隋唐的钱法核心是对货币铸造权的严格控制，经历了从中央集权到出现地方私铸的演变。 中央专铸（理想状态） ：原则上，货币铸造权高度集中于中央。隋朝统一后，颁行“五铢钱”，禁用前朝旧钱，试图确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唐朝建立后，于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隋五铢，铸行** “开元通宝”钱** ，开创了中国货币史上的“通宝”钱制，不再以重量（如铢、两）为名称，强调了其法定流通宝货的性质。 铸造机构 ：中央由少府监下的铸钱监（或设专门的铸钱使）负责。在主要铜矿产区（如扬州、宣州、蔚州等地）设立地方铸钱监，但其生产受中央直接管辖。 标准与工艺 ：“开元通宝”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文一钱。其形制外圆内方，钱文端庄，铸造精良，成为后世铜钱的典范。 第三步：核心问题——流通中的矛盾与挑战 在实际运行中，钱法面临多重挑战，导致“钱荒”（通货紧缩）和货币混乱成为长期问题。 铜料短缺 ：铜是战略资源，用于铸造兵器、佛像、铜镜等，与铸钱形成争夺，导致铸钱原料不足。 销钱为器 ：由于铜器利润远高于铜钱本身的价值，民间常将铜钱熔化，铸造铜器售卖，致使大量钱币退出流通领域。 私铸与恶钱 ：官方铸钱不足催生了非法私铸。私铸者为牟利，往往偷工减料，铸造重量轻、成色差的“恶钱”（如铁锡、合金钱）。恶钱泛滥扰乱市场，破坏物价稳定。 铜钱外流 ：在繁荣的对外贸易中，铜钱作为硬通货大量流向周边地区（如日本、中亚、南海诸国），加剧了国内钱荒。 钱帛兼行 ：由于铜钱始终供应不足，绢帛等实物货币在唐代长期作为辅助货币，尤其是大宗交易和税收中，形成“钱帛兼行”的混合货币体系。 第四步：政策应对——朝廷的钱法调整与努力 针对上述问题，唐朝政府不断调整钱法政策： 严刑禁止 ：屡次颁布敕令，严禁私铸、销毁铜钱为器，并设巨额赏金鼓励告发，但屡禁不止。 调控与收兑 ： 官卖铜器 ：有时政府开设官营商铺出售铜器，以平价供应，减少私铸铜器的利润空间。 收兑恶钱 ：朝廷有时会出钱或出绢帛，回收市面上的恶钱，统一熔毁重铸。如唐高宗、玄宗、肃宗时期都曾进行大规模“禁恶钱”行动。 增加铸量 ：通过勘探新铜矿、增设铸钱炉等方式努力增加官铸钱供应。玄宗开元年间及后期，曾达到年产数十万贯的规模。 管控流通 ：限制铜钱储藏数额，要求民间多余铜钱必须拿出来交易；限制铜钱出境。 第五步：晚唐演变——控制权的松弛与影响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权威下降，钱法也随之松弛： 地方染指 ：一些藩镇和地方官府开始自行铸钱，其质量参差不齐，虽部分缓解了地方钱荒，但也削弱了货币的统一性。 政策失效 ：朝廷的禁令和调控措施在地方上执行困难，私铸恶钱问题更难根治。 为宋代奠基 ：唐代在应对钱荒、管理铜钱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以及“飞钱”（汇票）等信用工具的出现，为宋代更为复杂的货币金融体系（包括纸币交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总结 ：隋唐时期的铜币与钱法，是一个以** “开元通宝”为标志性货币** 、以 中央集权铸造为理想目标 的制度。它在现实中长期与 铜料短缺、私铸恶钱、钱荒 等难题斗争，依赖“ 钱帛兼行 ”作为补充。朝廷通过 禁、兑、增、管 等多种措施进行调控，但其效力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弱而波动，反映了国家在管理金属货币经济方面的能力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