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科城址的考古层序与早期城墙断代争议》
字数 1315 2025-12-24 14:01:53

《杰里科城址的考古层序与早期城墙断代争议》

  1. 基础层:杰里科城址的概况与考古背景

    • 杰里科(Tell es-Sultan)位于约旦河西岸,是世界上最古老、持续有人类居住的遗址之一,其堆积形成的巨大土丘(Tell)高达21米,包含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晚期的丰富文化层。
    • 系统的考古发掘始于20世纪初,其中以英国考古学家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在1952-1958年的发掘最为关键。她引入了严格的“地层学”发掘方法,按水平深度(而非按建筑单位)逐层揭露,为遗址建立了清晰的时间框架。
  2. 核心层:早期城墙的发现与“前陶新石器时代A期”的界定

    • 凯尼恩在土丘底部发现了早于陶器使用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并将其命名为“前陶新石器时代A期”(PPNA,约公元前9600-8500年)。
    • 在此层中,她揭示出令人震惊的结构:一道巨大的石砌围墙,城墙外是一条宽约8.5米、深约2.5米的岩石切凿壕沟。一座坚固的圆形石塔(高约8.5米,内有螺旋阶梯)与城墙相连。
    • 这些发现被广泛宣传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墙和塔楼”,并被许多人(包括凯尼恩本人)与《圣经》中记载的约书亚攻陷的耶利哥城联系起来,尽管二者年代相差数千年。
  3. 深化层:断代技术的应用与争议的起源

    • 凯尼恩的年代判定主要基于地层学和出土器物的类型学比较。当时放射性碳测年法(碳14)刚刚诞生,早期样本少且误差范围大。
    • 后续(尤其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更精确、更多的碳14测年数据,将PPNA城墙和塔楼的年代修正为公元前8300年左右,比凯尼恩最初估计的稍晚,但依然极为古老。
    • 主要争议点由此产生: 这些庞大防御工事的真实功能和断代是否完全可靠?一些学者(如以色列考古学家以色列·芬克尔斯坦)指出,城墙的某些部分可能属于不同时期,其“防御”性质存疑,可能用于防洪或抵御侵蚀。此外,塔楼内部没有发现长期居住或储存的痕迹,其功能(瞭望?仪式性?社会权力象征?)引发多角度解读。
  4. 拓展层:多学科研究与新假说

    • 近年的考古研究不再孤立看待城墙,而是将其置于整个PPNA社会的背景下。
    • 植物考古学证据显示,当时杰里科居民已开始驯化无花果和谷物,社会复杂化初现。
    • 对塔楼内部沉积物的微形态分析表明,其建造可能涉及复杂的社群组织和劳动分工,是社群凝聚力的体现,而不仅仅是军事防御。
    • 一种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假说认为,这些“防御工事”可能主要是社群用于展示力量、划定边界、举行仪式或管理资源的标志性建筑,其象征意义大于纯军事意义。
  5. 总结与现状:作为历史考证材料的启示

    • 杰里科的早期城墙是考古学史上一个标志性发现,但其解释史完美体现了历史考证的演进性:从最初的《圣经》关联兴奋,到严格的科学地层学记录,再到测年技术革新带来的年代修正,最后到多学科整合下的功能重估。
    • 它作为一个核心“材料”,持续推动着关于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性起源、早期定居点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物质遗存功能多重性(实用/象征/社会)的学术辩论。
    • 当前共识是,杰里科PPNA城墙和塔楼无疑代表了人类最早的大规模公共建筑工程之一,标志着从流动狩猎采集向复杂定居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但其建造的确切动机仍需在更广泛的区域比较和理论框架中不断探索。
《杰里科城址的考古层序与早期城墙断代争议》 基础层:杰里科城址的概况与考古背景 杰里科(Tell es-Sultan)位于约旦河西岸,是世界上最古老、持续有人类居住的遗址之一,其堆积形成的巨大土丘(Tell)高达21米,包含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晚期的丰富文化层。 系统的考古发掘始于20世纪初,其中以英国考古学家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在1952-1958年的发掘最为关键。她引入了严格的“地层学”发掘方法,按水平深度(而非按建筑单位)逐层揭露,为遗址建立了清晰的时间框架。 核心层:早期城墙的发现与“前陶新石器时代A期”的界定 凯尼恩在土丘底部发现了早于陶器使用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并将其命名为“前陶新石器时代A期”(PPNA,约公元前9600-8500年)。 在此层中,她揭示出令人震惊的结构:一道巨大的石砌围墙,城墙外是一条宽约8.5米、深约2.5米的岩石切凿壕沟。一座坚固的圆形石塔(高约8.5米,内有螺旋阶梯)与城墙相连。 这些发现被广泛宣传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墙和塔楼”,并被许多人(包括凯尼恩本人)与《圣经》中记载的约书亚攻陷的耶利哥城联系起来,尽管二者年代相差数千年。 深化层:断代技术的应用与争议的起源 凯尼恩的年代判定主要基于地层学和出土器物的类型学比较。当时放射性碳测年法(碳14)刚刚诞生,早期样本少且误差范围大。 后续(尤其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更精确、更多的碳14测年数据,将PPNA城墙和塔楼的年代修正为公元前8300年左右,比凯尼恩最初估计的稍晚,但依然极为古老。 主要争议点由此产生: 这些庞大防御工事的真实功能和断代是否完全可靠?一些学者(如以色列考古学家以色列·芬克尔斯坦)指出,城墙的某些部分可能属于不同时期,其“防御”性质存疑,可能用于防洪或抵御侵蚀。此外,塔楼内部没有发现长期居住或储存的痕迹,其功能(瞭望?仪式性?社会权力象征?)引发多角度解读。 拓展层:多学科研究与新假说 近年的考古研究不再孤立看待城墙,而是将其置于整个PPNA社会的背景下。 植物考古学证据显示,当时杰里科居民已开始驯化无花果和谷物,社会复杂化初现。 对塔楼内部沉积物的微形态分析表明,其建造可能涉及复杂的社群组织和劳动分工,是社群凝聚力的体现,而不仅仅是军事防御。 一种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假说认为,这些“防御工事”可能主要是社群用于展示力量、划定边界、举行仪式或管理资源的标志性建筑,其象征意义大于纯军事意义。 总结与现状:作为历史考证材料的启示 杰里科的早期城墙是考古学史上一个标志性发现,但其解释史完美体现了历史考证的演进性:从最初的《圣经》关联兴奋,到严格的科学地层学记录,再到测年技术革新带来的年代修正,最后到多学科整合下的功能重估。 它作为一个核心“材料”,持续推动着关于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性起源、早期定居点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物质遗存功能多重性(实用/象征/社会)的学术辩论。 当前共识是,杰里科PPNA城墙和塔楼无疑代表了人类最早的大规模公共建筑工程之一,标志着从流动狩猎采集向复杂定居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但其建造的确切动机仍需在更广泛的区域比较和理论框架中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