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索马里内战与联合国干预》 第一步：背景：索马里的国家脆弱性与西亚德·巴雷政权的垮台 殖民遗产与部族社会 ：现代索马里由前英属索马里兰和意属索马里合并而成（1960年独立），但殖民边界划分割裂了索马里人传统聚居地，埋下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领土争端隐患。国家内部以复杂的氏族和亚氏族体系为社会基本结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薄弱。 西亚德·巴雷的独裁统治（1969-1991） ：1969年通过政变上台，初期曾获得一定支持。但其政权日益依赖其所属的马雷汉氏族进行统治，推行高压政策，打压其他氏族和政治力量。1980年代，其政权在欧加登战争（1977-1978）失败后衰弱，国内反对派武装（多基于氏族）兴起。 直接诱因：政权崩溃与无政府状态 ：1991年1月，巴雷政权被以哈维耶氏族为主的反对派联盟推翻。但推翻共同敌人后，各派武装间因权力、资源和氏族矛盾爆发激烈冲突，首都摩加迪沙陷入混战。其中，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将军与阿里·马赫迪·穆罕默德两派势力争夺尤为激烈，导致国家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央政府不复存在。 第二步：危机升级：内战、饥荒与“恢复希望行动” 人道主义灾难 ：持续的战乱严重破坏农业和经济，加上部族武装有意识地利用饥荒作为战争手段（阻止粮食运输到敌对方区域），导致1991-1992年爆发空前大饥荒。据估计，约有30万人死亡，超过100万人沦为难民。 联合国初期介入（UNOSOM I） ：1992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联合国索马里行动（UNOSOM I），旨在监督停火并为人道援助提供保护。但规模太小（仅50名观察员及后续500名士兵），在混乱局势中根本无法履行职责。 美国主导的“恢复希望行动”（UNITAF） ：1992年12月，面对全球媒体对饥荒的广泛报道带来的舆论压力，美国布什政府决定主导一项多国部队行动（UNITAF）。其核心授权是“以一切必要手段”为人道主义救援建立安全环境。美军在摩加迪沙成功登陆并迅速控制了关键地区，短期内大幅改善了粮食分发状况，饥荒得到缓解。 第三步：转折点：从人道救援到国家重建（UNOSOM II）与“黑鹰坠落” 任务转变 ：1993年3月，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第二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UNOSOM II），接替UNITAF。其任务大幅扩大，从“建立安全环境”升级为“协助索马里人民重建国家”，包括解除各派武装、促进政治和解等更具政治色彩和强制性的目标。 与艾迪德派系的冲突激化 ：联合国，特别是其美国部队，将当时最具实力的军阀艾迪德视为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1993年6月，在艾迪德武装袭击巴基斯坦维和士兵导致24人死亡后，UNOSOM II将艾迪德定为通缉犯，发动了抓捕他的军事行动。这使联合国从“中立的调解者”转变为内战的一方。 “摩加迪沙之战” ：1993年10月3日，美军三角洲部队和游骑兵部队在摩加迪沙发动突袭，试图抓捕艾迪德的高级助手。两架UH-60“黑鹰”直升机被火箭弹击落，随后美军陷入残酷的巷战。经过一夜激战，18名美军士兵阵亡，1人被俘，尸体被游街示众的影像震惊全球。同时，估计有数百至上千名索马里人伤亡。 美国的撤退与国际社会的退缩 ：这一事件导致美国国内舆论强烈反对，克林顿总统很快宣布美军将在1994年3月底前全部撤出。其他西方国家也相继撤离。UNOSOM II在失去强力支持后，行动陷入停滞，并于1995年3月完全撤离。 第四步：长期后果与遗产 对索马里的影响 ：国际干预未能带来和平与国家重建。索马里陷入更长期的分裂和军阀割据状态，部分地区（如索马里兰）宣布独立（未获国际承认）。直至21世纪初，才逐步建立起脆弱的过渡联邦政府，但极端组织“青年党”等新威胁又随之兴起。 对联合国及国际干预的深远影响 ： “索马里综合征” ：此次经历，特别是美军在摩加迪沙的伤亡，给美国和西方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导致其在随后发生的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采取极度谨慎和不干预的态度。 维和原则的重估 ：此次行动暴露了“强制和平”行动（第六章半或第七章授权）在复杂内战环境中的巨大风险和局限性。此后，联合国在授权维和行动时更加谨慎，强调冲突各方的同意、中立和非武力原则（传统维和），或确保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明确的授权（如后来的塞拉利昂、刚果行动）。 人道主义干预的伦理困境 ：行动引发了关于“以武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可行、如何在保护平民与避免卷入冲突之间取得平衡的持久辩论。这为21世纪“保护的责任”（R2P）理论的提出与争议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 当代回响 ：1990年代索马里的失败干预，至今仍是研究国际干预、国家失败、维和行动与人道主义政策时必然引用的经典案例，深刻地塑造了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冲突应对思维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