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民起义”续讲：起义过程、清廷应对与后续影响 根据您的要求，此词条为“苗民起义”的延续讲解，将聚焦于起义的具体发展过程、清政府的镇压策略与军事部署，以及起义被平定后对苗疆地区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一步：起义的全面爆发与初期扩展（1855-1856） 导火索与首义 ：咸丰五年（1855年），因官府横征暴敛，以及汉族地主、高利贷者（俗称“客民”）对苗民田产的侵夺加剧，贵州台拱厅（今台江县）苗民张秀眉、包大度等人以“议榔”（苗族传统的盟誓集会）形式聚众起义。起义迅速攻占台拱厅城，标志着大规模苗民起义的开始。 燎原之势 ：起义军以黔东南为基地，迅速向周边蔓延。张秀眉被推为“大元帅”，建立起较为统一的领导。义军采取“扫清小据点，围攻大城池”的策略，先后攻克清江厅（今剑河）、丹江厅（今雷山）、凯里等地，并与号军、斋教军等其他反清势力形成呼应，一度控制了贵州东南大部。 第二步：清廷的艰难应对与军事拉锯（1857-1867） 清军初期失利 ：起义爆发时，清廷正全力应对太平天国战争，在贵州兵力空虚。地方绿营腐败不堪，屡战屡败，导致苗疆局势几近失控。清廷只能命令贵州地方官员“相机剿抚”，但收效甚微。 湘军介入与战略相持 ：同治初年（1860年代），随着太平天国战局趋于稳定，清廷开始抽调力量处理西南“苗乱”。湖南巡抚毛鸿宾、刘崐等先后派遣以周洪印、戈鉴等为首的湘军入黔作战。同时，清廷启用曾参与镇压太平军的席宝田，令其招募新军（后称“楚军”或“席军”），专办黔东军务。起义军利用熟悉的山区地形，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清军进展缓慢，双方进入长达数年的拉锯战。 第三步：清军的战略转变与血腥镇压（1868-1872） “剿抚兼施”与“雕剿法” ：席宝田总结前人教训，调整战略。一方面，实行“剿抚兼施”，分化起义队伍；另一方面，针对苗军的游击战术，创新使用“雕剿法”，即挑选精兵，组成多支机动部队，像雕捕猎物一样，对苗军据点进行快速、精准的突袭和清剿，切断其联系与补给。 步步为营与堡垒战术 ：清军改变冒进策略，采取“步步为营，渐进紧逼”的战术。每攻占一处要地，便修建堡垒、屯兵驻守，确保后方和粮道安全，再向前推进。这种稳扎稳打的战术，有效压缩了起义军的活动空间。 关键战役与起义失败 ：同治八年（1869年），起义军在黄飘峡谷设伏，大败湘军，歼敌万余人，是为“黄飘大捷”。但此役未能扭转整体战局。随后，清军集结重兵，攻克台拱、丹江等起义军核心据点。同治十一年（1872年），张秀眉在乌鸦坡与清军展开最后决战，兵败被俘，于长沙就义。持续十八年的咸同苗民起义基本被平定。 第四步：起义的后续影响与苗疆治理的调整 人口锐减与经济凋敝 ：长达十八年的战争与清军的残酷镇压，导致贵州苗疆地区人口大量损失，田地荒芜，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恢复极其缓慢。 清廷治理政策的有限调整 ：起义迫使清廷反思对苗疆的统治。战后，清政府在部分地区推行了一些善后措施，如清理田土、限制“客民”对苗产的侵夺、减免部分赋税、兴办义学等，试图缓解矛盾。这些措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苗民的弱势地位和民族隔阂。 军事控制与政区微调 ：清廷进一步加强了军事管控，增设屯军、营汛，强化对苗疆的监视与弹压。在行政上，对个别厅县进行了微调，但整体上延续了“改土归流”后形成的流官统治体系。 历史记忆与民族关系 ：这场惨烈的起义成为苗族历史记忆中深刻的篇章，强化了部分地区的民族隔阂与对立。同时，它也展现了苗族人民为生存和尊严进行的顽强抗争，是晚清时期国内民族矛盾与社会危机总爆发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