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采生折割”禁令与惩处 第一步：词条的基本定义与背景 “采生折割”是宋元时期法律严厉禁止的一种极端犯罪行为。“采”指采取、获取，“生”指活人，尤其是儿童或身体健全者，“折割”指用暴力手段折断、割取人的肢体器官。该罪行特指以牟利或巫术为目的，故意致人伤残，并利用残疾者进行乞讨、表演或施行邪术的行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古代社会存在的落后巫术观念（如认为用人体器官、残疾者施行法术更具灵力）、残酷的乞讨利益链以及社会管控在某些时期的疏漏密切相关。宋元两代政府均将此视为严重破坏人伦、扰乱社会秩序的“妖术”重罪，予以明文禁止和严厉打击。 第二步：宋代的法律规定与典型案例 宋代将“采生折割”正式纳入法典，严刑峻法以禁绝。北宋《宋刑统》沿袭唐律，对肢解人体、造畜蛊毒等行为有处斩等规定。至南宋，法令更为具体明确。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采生人折割者，凌迟处死。”这是中国古代法典中首次明确对“采生折割”罪适用凌迟极刑。同时，规定家属如果知情不报或同谋，也要连带受罚，财产没收赏给告发者。 典型案例见于史料记载：宋神宗时，湖南等地有“采生祭鬼”的巫术活动，朝廷下令严查。南宋时期，江南地区曾破获犯罪团伙，他们诱拐儿童，弄瞎眼睛、折断手脚，制成“人傀”用于街市乞讨，所得钱财甚巨。案发后，主犯被凌迟处死。这些案例表明，宋代已将此类行为从一般的伤害罪中剥离出来，定性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特殊重罪，并建立了相应的侦查、举报和惩处机制。 第三步：元代法律的继承与发展 元代在继承宋代法律精神的基础上，针对其多民族、广疆域的特点，对“采生折割”禁令进行了补充和强化。元朝法典《至元新格》及后来的《大元通制》均明令禁止“采生祭神”、“采生蛊毒”等行为，处罚同样极其严厉，主犯凌迟处死，家属流放，财产没收。 元代法律的发展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打击范围与蒙古原有的“札撒”（法令）中禁止邪术的精神相结合，提升了其在整个帝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二是司法实践中，加强了地方官员对此类案件的稽查责任。例如，要求路、府、州、县官员密切注意辖区内有无“残疾怪异之乞儿”，并追溯来源，深挖背后的犯罪网络。元代的案例记录显示，在北方大都（今北京）和南方行省均破获过类似团伙，其作案手法与宋代如出一辙，常与民间秘密宗教或邪术活动交织，官府一经发现便全力剿除。 第四步：犯罪的社会根源与禁令的实际效果 尽管法律严酷，但“采生折割”犯罪在宋元时期屡禁不止，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经济利益驱动 ：制造残疾乞儿能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获取远超常人的施舍，形成残酷的“盈利模式”。 巫术迷信土壤 ：民间存在用人体器官、残疾者施行黑巫术以谋财害命的迷信思想。 社会管理漏洞 ：在人口流动较大的市镇、码头，对流浪人口、乞讨者的管理存在困难，给犯罪团伙提供了活动空间。 技术条件限制 ：古代的刑侦技术有限，跨区域办案协调难度大，部分罪犯得以隐匿。 朝廷禁令的实际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极其严厉的刑罚确实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使得此类犯罪始终是见不得光的隐秘行为，无法公开化、规模化。官方定期颁布禁令、处置典型案例，也向社会宣示了基本的人道底线和维护秩序的决心。但另一方面，由于未能根除其产生的社会经济与观念土壤，加之古代行政效力的局限性，此现象作为黑暗的社会顽疾，一直延续到明清乃至近代。 第五步：在历史语境中的评价与影响 宋元时期对“采生折割”的禁令和惩处，在中国法律史和社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人道主义的体现 ：虽然刑罚本身残酷（凌迟），但其立法初衷是保护最底层的生命与身体完整权，反对为利益或迷信而残酷虐害他人，尤其是无辜儿童，这体现了法律维护基本人伦的立场。 国家权力对社会底层的干预 ：表明中央政府试图将其司法和行政权力深入到打击最隐蔽、最野蛮的社会犯罪层面，以维护“王化”和社会稳定。 反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局限性 ：法令的反复颁布和案例的持续出现，揭示了古代国家在面对某些根深蒂固的社会黑暗面时，其治理能力存在的边界。 对后世的影响 ：明清法律基本全盘继承了宋元对此罪行的定义和凌迟处罚规定，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刑法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特殊罪名，直至清末法制改革。 总之， 宋元时期的“采生折割”禁令与惩处 ，是观察当时社会阴暗面、法律应对能力、以及国家治理理念与极限的一个重要窗口。它既展示了当时立法者试图用最严厉手段铲除极端罪恶的努力，也暴露出在特定社会经济和观念条件下，彻底根治某些社会痼疾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