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盐务改革 盐务改革的核心在于理解其历史背景。清末民初，中国盐税征收长期依赖“引岸专商”制度，即政府特许特定盐商在固定销售区域（引岸）垄断经营，盐商通过承包方式向政府缴纳巨额税款与规费。这一制度导致盐价高昂、私盐泛滥、税源流失、官员中饱私囊，盐税征收效率低下且弊端丛生。北洋政府时期，为偿还外债（如庚子赔款）并获得新贷款，盐税收入被指定为主要担保品。1913年，在列强压力下，北洋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其中关键条款是设立 盐务稽核总所 ，由外国人担任会办、助理等要职，掌管盐税征收、稽核与盐款存储优先偿还外债等权。这一机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盐政主权部分丧失，但也引入了近代化的稽核与管理制度。 改革的深化体现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制度重建与“自由竞销”尝试。1928年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财政统一与关税自主，盐税作为第二大税源，其改革势在必行。国民政府首先致力于收回盐政主权，逐步将盐务稽核总所纳入财政部管辖，削弱外籍人员职权，最终于1937年全面接管。在制度建设上，1931年颁布《盐法》，立法宗旨为“就场征税，自由流通”，旨在废除专商引岸，实行盐场管理、统一税率、开放市场。这是中国第一部体现盐业近代化与自由贸易原则的法律。然而，由于专商势力强大、地方政府阻力以及财政压力，《盐法》虽公布却未能全面实施。国民政府转而采取渐进改革，如整理盐场、统一盐税税率、推行盐务机关行政化等，盐税收入在1930年代显著增长，成为支持“剿共”与抗战准备的重要财源。 盐务改革在抗战及战后时期面临严峻挑战并发生性质转变。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主要盐区沦陷，国民政府退守西南，盐源锐减。为保障军民食盐供应、稳定财政，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盐专卖制度（1942-1945年）。政府全面控制盐的生产、收购、运输与销售，实行统购统销、限价配给。此举虽有效集中资源支持抗战，但也导致机构臃肿、黑市猖獗、盐质下降等问题。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废除专卖，恢复征税制，但试图继续推行就场征税政策。然而，内战爆发导致经济崩溃、区域分割，盐政改革无法有效推行，盐务体系陷入混乱。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在大陆时期的盐务改革实践与经验，为后来在台湾地区实施盐业公卖制度提供了历史参照。 综上所述，中华民国时期的盐务改革是一条从被动接受外籍监督以保障债信、到主动寻求制度现代化与财政自主、最终因战争转向国家统制的复杂演变路径。它始终交织着中央财政集权、地方利益博弈、外国势力影响和战争经济需求等多重矛盾，是观察民国财政史、经济主权史和社会治理史的一个关键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