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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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与直接起因：天津教案发生于清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是晚清时期一次重大的涉外冲突和宗教文化冲突事件。其背景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密切相关。大量传教士（以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为主）进入天津，其修建的教堂、设立的育婴堂等设施，因文化隔阂、部分教民行为不端，以及一系列关于教会“迷拐幼孩”、“挖眼剖心”制作药材的谣言广泛传播，导致天津民众与教会的对立情绪日益尖锐。同治九年春夏，天津发生多起孩童失踪事件，民众抓获涉嫌用药迷拐幼童的人犯张栓、郭拐，其供词牵涉到教堂，使得群情激愤，成为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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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爆发与伤亡情况：面对民众的质疑和愤怒，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态度极为蛮横。在前往通商大臣崇厚官署交涉时，他竟开枪恫吓，未击中崇厚，后在返回途中又向正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天津知县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丰大业的暴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点燃了民众的怒火。民众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随后冲进法国天主教望海楼教堂、育婴堂、仁慈堂以及英、美教堂数处，并攻击外国领事馆。事件最终导致包括丰大业在内的20名外国人（主要为法国人，亦有俄国人、比利时人等）死亡，以及数十名中国教民遇害。望海楼教堂等多处建筑被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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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处理与外交交涉：教案发生后，英、法、美、俄等七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在天津海面示威，进行武力威胁。清政府极为震动，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曾国藩经过调查，认为“挖眼剖心”等确系谣言，并无实据，但承认教堂行为引发民愤。在列强压力下，他采取了“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当否”的处置方针。最终议定：处死带头民众16人，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并流放黑龙江；赔偿各国白银共计约50万两；并派崇厚作为特使赴法国“谢罪”。这一处理结果被普遍认为过于屈辱，曾国藩亦因此背负巨大舆论压力，被抨击为“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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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影响与历史意义：天津教案的影响极其深远。首先，它严重恶化了清廷与西方列强（尤其是法国）的关系，暴露了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的脆弱与屈从，进一步损害了其统治权威。其次，教案的处理方式加剧了国内官、民、洋三者之间的矛盾，曾国藩的个人声誉受损，清廷内部保守排外势力抬头。更重要的是，此事件成为晚清一系列“教案”的典型和升级点，标志着由文化冲突、民族情绪与列强侵逼交织而成的反洋教运动进入高潮，为日后更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埋下了伏笔。同时，它也迫使部分洋务派官员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应对西方冲击，以及如何调解传统文化与外来宗教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