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戒日王时期的曲女城法会
首先,我们来明确“曲女城法会”这一事件的核心时空坐标。它发生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具体约在641年,地点是古印度戒日王统治下的都城——曲女城。戒日王是印度戒日王朝的君主,其统治时期是印度古典时代末期的一个强盛阶段,疆域涵盖北印度大部分地区。曲女城即今天的卡瑙季,位于恒河中游平原,是当时北印度的政治、文化与宗教中心。理解这次法会,必须将其置于两个更宏大的背景之下:一是戒日王以佛教护法君主身份统一北印度、重塑秩序的努力;二是此时佛教内部大乘佛教与部派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义理竞争,以及佛教与复兴的婆罗门教之间的张力。
接下来,我们聚焦法会的直接起因和目的。戒日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但他统治的帝国包含多种信仰。他组织此次无遮大会(即向所有人开放的法会),核心目的有三:其一,宗教上,旨在弘扬大乘佛教教义,巩固佛教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地位;其二,学术上,提供一个公开辩论的舞台,以“辩经”方式厘清教义分歧,选拔杰出僧才;其三,政治上,通过这场盛大的宗教集会展示王权的威严、慷慨与宽容,强化对各藩属及不同教派的凝聚力。法会邀请了全印度乃至国外的数千名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学者,其规模与规格在当时是空前的。
然后,深入法会最关键的人物与事件过程。法会的明星主角是来自中国的唐代高僧玄奘。此时玄奘已在那烂陀寺学习多年,精通大、小乘经论,声望卓著。戒日王特意请玄奘作为大乘佛教的论主,并请他撰写《制恶见论》以阐述大乘教义。法会持续了18天,核心环节是辩论。玄奘将他的论文悬挂于会场门口,依照印度辩经传统,声明“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然而,十八天内无人能提出挑战。根据记载,不仅大乘佛教学者折服,一些部派佛教及外道论师也沉默或皈依。玄奘因此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赢得了极高荣誉。这一过程凸显了当时印度宗教哲学思辨的高度制度化,以及玄奘个人学识的卓越。
再者,分析曲女城法会的直接影响与成果。法会的直接成果是玄奘和大乘佛教在义理辩论上的显胜,极大地提升了戒日王作为佛教护法者的威望,也巩固了那烂陀寺作为大乘学术中心的地位。戒日王给予玄奘极其隆重的礼遇和大量供养,但玄奘婉拒了财物,只接受了象征荣誉的坐骑巡游。法会结束后,戒日王极力挽留玄奘,但玄奘归心已定。这次法会也成为玄奘能够顺利携带大量经像返回唐朝的重要契机,因为戒日王提供了通关文书和护卫,确保了旅途安全。法会的盛况被详细记录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弟子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成为研究当时印度社会、宗教与政治的宝贵史料。
最后,探讨曲女城法会的深层历史意义与局限。这次法会标志着戒日王时代印度佛教最后的辉煌顶峰。它展现了一种通过学术辩论而非武力来统一思想、确立正统的古典模式。然而,其影响也有局限性:首先,它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佛教在印度逐步衰落的趋势,婆罗门教(印度教前身)的复兴势头已不可阻挡;其次,戒日王的帝国在其去世后迅速瓦解,佛教失去最强有力的政治保护;最后,法会的胜利更多是学术精英层的胜利,未必能深入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基层。但无论如何,曲女城法会作为一次跨地域、跨教派的文明对话盛典,成为中世纪欧亚大陆宗教文化交流的典范事件,并因玄奘的记述而永载史册,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中国与印度佛教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