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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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背景与宗旨（1896年）：《时务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报刊。其创办直接源于上海强学会遭清廷查禁后，利用其剩余资金及设备。创办人为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其核心宗旨是“变法图存”，旨在通过报刊宣传维新思想，启发民智，议论时政，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制造舆论。它并非官方喉舌，而是一份由维新士大夫主导的民间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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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与特色：报纸每期约三万字，内容分为“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其灵魂在于“论说”部分，主要由梁启超执笔。他以犀利畅达、饱含感情的“时务体”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主张，如《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名篇，痛陈专制之弊，主张变法必先变官制、兴民权、开学校、废科举。同时，广泛译介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科技知识，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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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影响与“时务报时代”：《时务报》迅速风靡全国，发行点遍布各大城市及海外，最高发行量达1.7万余份，为当时之最。其文章被各地维新人士翻印传抄，梁启超的名声由此确立。它成功地将维新思想从少数精英推向更广泛的官绅与读书人阶层，极大地推动了维新思潮的传播，形成了所谓的“时务报时代”，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做了直接的思想与舆论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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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矛盾与汪梁之争：报纸的成功背后，隐伏着深刻的内部矛盾。经理汪康年与主笔梁启超在办报方针上存在分歧。汪康年更倾向于稳健，注重报纸的经营生存与在官僚阶层中的影响力；梁启超则更为激进，强调言论独立与思想启蒙。此外，报纸的股权结构（官款、绅款、商股混杂）与“总理”（汪康年）和“总撰述”（梁启超）的权力划分不清，导致在经费、人事及编辑主导权上矛盾不断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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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官报风波与停刊（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欲借朝廷之力控制舆论，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光绪帝准奏，并命康有为督办。此举引发了汪康年的激烈抵制，他利用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支持，以《时务报》乃民间集资创办为由，拒绝移交，并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1898年7月26日）自行刊布启事，宣布《时务报》停刊，旋即改办《昌言报》。而康有为方面则在上海另行出版《时务官报》，但不久因戊戌政变发生而未成气候。原《时务报》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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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与评价：《时务报》虽存续仅两年，但其历史意义深远。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从早期以商业、传教为主，转向以政治评论和思想启蒙为核心的新阶段，开创了政治家办报的传统。它不仅是维新派的旗帜，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思想舆论平台，对清末社会思潮的转向、公共舆论空间的初步形成以及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其兴衰过程也深刻反映了晚清改革运动中官、商、学各种力量的复杂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