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军兴” “咸同军兴”特指清朝咸丰、同治两朝（约1851年至1874年）期间，为应对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核心的全国性大规模内部动乱（包括捻军、回民、苗民等起义），清廷被迫启动的、以地方汉族官僚主导的军事动员与军事化进程。此概念不仅指战争本身，更强调由此引发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军事制度、财政体系的根本性变化。 第一步：概念界定与历史背景 “咸同军兴”一词，源于清人及后世史家对这段动荡时期的概括。“咸”指咸丰帝（1850-1861年在位），“同”指同治帝（1861-1875年在位），“军兴”则指国家进入非常时期的军事动员状态。其直接背景是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迅速席卷南方，清廷依赖的八旗、绿营经制军队腐朽不堪，屡战屡败，国家统治面临空前危机。为挽救危局，清廷不得不打破“重满轻汉”、“兵权归于中央”的祖制，默许甚至鼓励地方官员和士绅自筹经费、自练军队以平乱。 第二步：核心进程——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 这是“咸同军兴”最核心的内容。其标志性事件是 曾国藩创建湘军 。湘军并非国家经制军队，其特点是“兵为将有”，将领自募营勇，士兵效忠将领而非朝廷；粮饷主要依赖自筹（如厘金、捐输），而非户部拨发。湘军的成功模式被迅速效仿，如 李鸿章组建淮军 ，左宗棠组建楚军等。这些新型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为应对各地起义，云南、贵州、甘肃、新疆等地也出现了由地方督抚或将领统领的团练或勇营武装，全国形成了多个以督抚为核心、集军事、财政、人事权于一体的地方权力中心。 第三步：制度变革——财政、人事与军事体制的转型 “军兴”深刻改变了国家制度： 财政下移与厘金制度 ：为筹措巨额军费，清廷允许地方“就地筹饷”。厘金（对商品征收的过境税）因此诞生并迅速全国化，成为地方军饷的主要来源。这导致中央户部对财政的控制力大幅削弱，地方督抚掌握了重要的财源。 人事权扩张 ：督抚因军功获得保举下属官员的权力（“保举”），使得大量湘淮军系统出身的人员进入地方行政体系，打破了原有的官僚铨选制度，加强了督抚对地方的控制。 军事制度演变 ：战后，部分勇营（如淮军）被保留，转变为国防常备军（“防军”），同时清廷试图整顿绿营为“练军”。但国家军事实力重心已从中央直辖的八旗绿营，转移到了由督抚节制的地方防军、练军手中。 第四步：深远影响——“内轻外重”格局的形成与近代化启动 “咸同军兴”的直接结果是平定了大规模内乱，暂时延续了清朝统治（即所谓“同治中兴”）。但其最深远的影响在于政治权力结构的根本性重塑： 内轻外重 ：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汉族地方督抚权力急剧膨胀，掌握了地方军、政、财大权，中央权威相对下降，形成了“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这为后来的 东南互保 （1900年）乃至清末民初的地方离心倾向埋下了伏笔。 洋务运动的基础 ：这些在“军兴”中崛起的实权督抚，如曾、李、左，同时也是 洋务运动 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凭借其地方权力和资源，创办了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 福州船政局 等一批近代军工和民用企业，启动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可以说，没有“咸同军兴”所造就的地方实力派，洋务运动便缺乏主要的推动力量和组织基础。 社会结构变动 ：战争导致巨大人口损失与经济破坏，同时，地方士绅通过办团练、筹饷更深地卷入地方权力，绅权扩张。旧的统治秩序虽得以恢复，但其基础已被动摇。 总结而言，“咸同军兴”是晚清历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始于一场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通过地方化和军事化的路径，重塑了国家的权力结构、财政军事制度，并间接催生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路径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