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辟谣”与信息管控 首先，我们来明确词条的核心概念。这里的“辟谣”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澄清不实信息，而是秦汉时期国家为维护统治权威、统一思想言论、控制社会信息传播而采取的一套官方 信息澄清、批驳与禁令机制 。其对象主要是被认为危害政权稳定、淆乱民心、挑战官方正统解释的各类“讹言”、“妖言”、“流言”与“谣言”。 接下来，我们分步骤深入讲解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与运作。 第一步：信息管控的法律基础与核心罪名 秦汉律令为信息管控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核心罪名包括： 妖言罪 ：这是最严重的罪名之一。“妖言”指内容涉及鬼神、灾异、预言，形式荒诞不经，且被认为具有蛊惑人心、危害社会秩序性质的言论。秦律和汉律均严惩“妖言”者，常与“惑众”连称，处罚极重，可至死刑。 诽谤罪 ：指非议、批评皇帝或朝政。秦时“诽谤者族”，汉初虽除“诽谤妖言之罪”，但实际仍以其他方式惩治非议者。 讹言罪/传讹言罪 ：指制造或传播不实、虚妄的消息。“讹言”内容可能涉及政治、军事（如边警）、民生（如物价、灾情）等，引发社会恐慌或动荡，法律予以禁止和惩罚。 这些罪名构成了“辟谣”行动的司法前提，即官方首先将特定信息定性为非法、有害的“妖言”、“讹言”。 第二步：信息传播的渠道监控与日常管控 国家对社会信息传播渠道进行系统监控： “三老”与乡官里吏的职责 ：基层的乡三老、里典、伍老等，负有“教化”乡民、纠察“非违”之责，其中包括监控和上报辖区内的“讹言”、“流言”。 “吏民”的告发义务 ：法律鼓励甚至强制吏民举报“妖言”、“讹言”。知情不报可能连坐。 关卡津渡与传舍的盘查 ：人员流动是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关津官吏、传舍负责人会对过往人员盘查，异常言论可能被记录或上报。 这种网格化监控旨在第一时间发现非常信息的苗头，为官方“辟谣”提供线索。 第三步：官方“辟谣”的具体举措与形式 当有害信息被侦知并定性后，官方会启动“辟谣”程序，主要形式有： 颁布诏书、露布文书 ：这是最高级别的“辟谣”。皇帝或中央官府通过下发诏书、赦令，或书写于木板（露布）悬挂于市集、官署等公共场所，直接澄清事实，批驳谣言，申明法禁。例如，汉文帝即位初为安定人心，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虽未彻底执行，但具象征意义）；又如，针对关于边患、天灾的流言，朝廷常下诏说明情况。 地方官吏的“晓谕”与“案验” ：郡县长吏在辖区内发布文告（“扁书”悬于乡亭），或召集民众当面讲解，澄清谣言。同时，对谣言涉及的事件或人员进行调查（“案验”），公布结果以正视听。 利用官方祭祀与祥瑞进行对冲 ：当谣言与灾异、不祥天象相关联时，皇帝可能通过举行祭祀（如郊祀、祷祠）仪式，或宣扬发现祥瑞（如嘉禾、甘露），来转移舆论焦点，证明天命仍在，以抵消谣言的影响。 严厉惩治“造谣者”与“传谣者” ：这是“辟谣”最有力的手段。一旦查实，即按“妖言”、“讹言”等罪处置，起到“以儆效尤”的震慑作用。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最初便源于对所谓“巫蛊”诅咒的追查，实为大规模、极端化的“辟谣”肃清行动，牵连极广。 第四步：“辟谣”制度的政治本质与影响 本质是思想与言论控制工具 ：“辟谣”的标准完全由统治集团定义。任何挑战官方意识形态（如汉武以后的儒家经义）、质疑皇帝权威、揭露政治黑暗或预示政权危机的信息，都可能被定为“妖言讹言”而遭“辟”。它常与外戚、宦官、朝臣间的权力斗争结合，成为打击政敌的武器。 与“察举”、“上计”制度相联动 ：地方能否有效“息讹言、止流言”是考核官吏（尤其是“三老”等乡官）治绩的指标之一。境内“妖言”流行可能影响长官的考课。 社会心理影响 ：严酷的“辟谣”法网制造了“腹诽”般的恐惧氛围，使臣民“莫敢直言”。但另一方面，当社会矛盾激化时，谣谚、讹言（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预言）反而成为民众宣泄不满、组织反抗的隐秘渠道，官方“辟谣”最终难以阻遏信息的暗流涌动。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辟谣”是一套植根于严刑峻法、依托于官僚体系运作、服务于专制皇权稳固的综合性信息管控机制。它不仅仅是事后澄清，更是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与事后惩处的结合体，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家对思想舆论领域的高度控制与干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