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斗兽演艺与娱乐风尚 第一步：斗兽活动的起源与早期形态 斗兽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并非始自秦汉。其源头可追溯至上古的狩猎活动与勇力展示。先秦时期，贵族田猎既是军事演习，也是获取野兽以供观赏或角斗的途径。在宫廷苑囿中圈养猛兽（如虎、熊、兕）并驱使人与之搏斗，以彰显统治者的权威和征服自然的力量，这一做法在战国时期已现端倪。例如，战国策士常以“搏虎”“刺虎”比喻勇士。秦统一后，将六国宫苑珍奇集中于咸阳，其中当包括各类猛兽，为大规模的宫廷角抵、斗兽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斗兽更多是零星的、带有仪式性或个人勇力证明性质的活动。 第二步：汉代斗兽演艺的制度化与场所固定 汉代是斗兽演艺走向制度化和常态化的关键时期。其核心场所是皇家苑囿，尤以上林苑为最。上林苑规模宏大，其中设有专门的兽圈（或称“圈”），如虎圈、狮子圈、彘圈等，用于饲养和展示猛兽。这些兽圈不仅是仓储式兽栏，其旁常建有观楼（如汉武帝时建的“观”），供皇帝及贵族登临观看斗兽表演。此外，未央宫中有“兽圈九彘台”，长安城内有“熊馆”，皆属专门的斗兽场地。管理这些猛兽和表演的机构，可能隶属于少府或水衡都尉下设的官署（如上林苑令、钧盾令等），有专门的“圈人”负责饲养和调驯。这表明斗兽已成为宫廷娱乐的一项常设项目。 第三步：斗兽的表演形式与参与者 汉代斗兽表演形式多样，主要有三类： 兽与兽斗 ：驱使不同猛兽相互搏杀，如虎与兕斗、熊与狮斗等，纯为观赏猛兽的凶暴与力量。 人与兽斗 ：这是最具观赏性和残酷性的核心形式。参与者主要有： 勇士/力士 ：招募或选拔的专职斗兽者，称为“材官”、“猛士”或“伥”（字或从人从兽）。他们可能使用兵器（如戟、矛、剑、戈）或徒手与兽搏斗。史载汉武帝时，有勇士“期门”武士参与斗兽。 刑徒/罪囚 ：将斗兽作为一种死刑或严惩方式。《汉书·刑法志》载有“投之豺虎”的说法，虽非法定常刑，但文献与汉画像石中常见罪人被缚或驱入兽圈的场景，体现了其作为惩戒与娱乐结合的一面。 胡人 ：来自西域或南方异域的俘虏或艺人，因其“勇健”或“异貌”而被用于斗兽表演，以满足猎奇心理。 驯兽与戏兽 ：包含一定的驯化表演，如“弄蛇”、“舞象”、“耍虎”等，相对温和，但非主流。 第四步：斗兽演艺的社会文化意涵 斗兽在汉代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承载着多重文化政治象征： 皇权与威德的展示 ：皇帝拥有并支配最稀有、最凶猛的野兽，并组织大规模斗兽表演，象征着其对四海珍奇、自然力量的掌控，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直观体现。招待外国使臣观看斗兽，亦是国力与威严的示威。 尚武精神的延续 ：在相对和平时期，斗兽提供了展示勇力、胆魄的舞台，与当时的“重气轻生”、“慕侠尚勇”的社会风气相契合，是对古代尚武传统的一种仪式化继承。 祥瑞与辟邪观念 ：某些猛兽（如狮子、白虎）被视为祥瑞或具有辟邪功能。斗兽或驯兽表演，可能与祈求祥瑞、祛除不祥的原始宗教心理有关。 残酷娱乐的消费 ：斗兽的残酷性与刺激性，满足了上层社会乃至部分民众的猎奇与感官刺激需求，是当时社会娱乐消费水平与审美倾向的一个侧面。 第五步：文献与实物证据 关于秦汉斗兽的记载散见于史书： 《史记·酷吏列传》载，中尉（执金吾）主管“圈”事。 《汉书·外戚传》提到汉元帝“幸虎圈斗兽”。 《汉书·李广传》附李禹事，提及“侵陵”贵族子弟，被“下之”与虎搏斗。 《汉旧仪》记载上林苑中有“虎圈”、“彘圈”及观楼。 汉赋中亦有描述，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有“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的描写，虽文学夸张，但反映了现实背景。 最重要的实物证据来自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及壁画。山东、河南、江苏、陕西等地出土的汉画像中，多有“刺虎”、“搏熊”、“斗牛”、“驯象”等生动场景，常伴有持戟或徒手的斗兽者，以及高坐观楼上的贵族，直观再现了斗兽表演的现场。 第六步：流变与衰落 东汉以降，随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浸润，对这类残酷娱乐的批评增多（如孔融曾反对斗虎），斗兽活动的规模与频率可能有所下降。但作为一种宫廷与民间都可能存在的娱乐形式，其并未完全消失，在后续朝代（如魏晋、唐代）仍时有记载，但逐渐与杂技、马戏（百戏）融合，或转变为更侧重驯兽的表演。秦汉时期的斗兽演艺，是其从早期狩猎仪式向制度化宫廷娱乐发展的高峰阶段，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权力结构与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