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思想与实践流变 我们先从“重农抑商”这一概念本身说起。它并非一个静态、统一的国策，而是指在中国战国至秦汉时期逐渐形成并制度化的一套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业为“末业”，并在经济、社会、政治层面“重本抑末”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措施。其核心目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控制重要资源、稳定社会结构并集中人力物力服务于国家战略（尤其是军事与工程）。 第一步：思想与理论的奠基（战国时期） 时代背景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列国争霸，战争频仍。各国亟需解决两个根本问题： 充足的粮食 以维持庞大军队和人口，以及 稳定的兵源与税源 。商业活动虽能流通物资、积累财富，但也可能导致劳动力脱离农耕、资本囤积居奇，被视为对战时体制的潜在威胁。 理论先驱 ： 法家 是“重农抑商”最有力的倡导者和理论构建者。 商鞅 在秦国变法，明确提出“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他通过法律手段，将人民束缚在土地上，奖励耕战，同时对工商业者课以重税、限制其经营，甚至将其编入贱籍。其目的是将所有社会资源（人力、物资）导向增强国家军事力量这一单一目标。 韩非子 进一步发展，将“工商之民”列为危害国家的“五蠹”之一，认为其不事生产、投机取利，损害了农业和军队的根本。 政策初现 ：以秦国为例，措施包括：确立土地私有和授田制，直接激励农耕；实行严厉的户籍制度（“编户齐民”），限制人口流动；国家垄断山林川泽之利（如盐铁），控制关键商品；推行“平籴法”等（后期魏国李悝亦有类似思想），稳定粮价，保护农民利益。 第二步：制度化与体系化（秦至西汉中期） 秦朝的统一与实践 ：秦朝建立后，将商鞅以来的政策推向全国。推行“上农除末”政策，大规模迁徙六国富豪和商人至咸阳、巴蜀等地，削弱其地方势力。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虽便利了流通，但其根本目的仍是加强中央控制，商业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国家框架内。 汉初的摇摆与确立 ： 汉初奉行“黄老无为”思想，对工商业限制有所放松，富商大贾势力崛起（如煮盐、冶铁、铸钱的巨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恢复，但也加剧了土地兼并，影响了中央财政收入。 到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开拓边疆，国家财政开支巨大，“重农抑商”政策被系统化、制度化，以服务于集权财政需求： 盐铁官营 ：将最具利润的盐、铁产业收归国家专营，由官府直接控制生产与销售，切断大商人的主要财源。 均输平准 ：由国家在各地设均输官，直接收购、调运物资，并在京城设平准官，平抑物价。这既打击了贩运贸易的商人，又增加了政府收入。 算缗告缗 ：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等“末业”从业者征收高额财产税（算缗），并鼓励告发隐瞒财产者（告缗），导致中产以上商贾大量破产。 货币官铸 ：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上林三官铸钱），严禁郡国和私人铸钱。 思想理论总结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虽然为商人立传，但也记录了当时“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的主流社会观念。而 桑弘羊 （汉武帝的财政大臣）与 贤良文学 在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则是“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一次大交锋。桑弘羊虽为兴利之臣，但其官营政策本质上是通过国家控制工商业来支持“重农”（保障农业社会稳定）和对外战争，是“抑商”的另一种形式。 第三步：政策的延续、调适与内在矛盾（西汉后期至东汉） 刚性政策的延续 ：盐铁官营、货币专铸等核心制度在之后朝代反复被采用，成为皇朝在经济上加强中央集权的标志性手段。 内在矛盾与调适 ： 抑商而不废商业 ：政策主要打击的是威胁到中央政权统治基础、不受控制的大商人资本和投机性商业（如囤积居奇），对于服务于地区民生和物资流通的中小商业，实际上无法也无需彻底消灭。丝绸之路等对外贸易也一直在进行。 官僚与地主的商人化 ：政策导致“官僚资本”和“地主经济”与商业结合。官僚、贵族、大地主往往利用特权参与商业活动（如东汉庄园经济兼营手工业、贸易），形成“豪强”势力，使得“抑商”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也加剧了土地兼并。 货币经济的必然性 ：随着经济发展，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和深入，国家财政、大宗贸易、俸禄支付都离不开货币，完全倒退到纯粹的自然经济已不可能。因此，政策更侧重于对关键商业领域的控制，而非全面取消商业。 总结 ： “重农抑商”在战国秦汉时期，从一个战时应急的法家思想，逐渐演变为一套服务于中央集权、保障农业基础、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化政策体系。它在特定历史时期（如战国争霸、汉武帝对外扩张）对集中资源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小农经济的稳固与工商业在国家强力控制下的依附性发展。其影响深远，成为后世王朝一项基本的经济政策基调，尽管在不同时期其强度与表现形式有所变化。理解它，需把握其 思想源头、制度工具、时代动因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复杂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