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中亚粟特商人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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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核心定义开始。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常被称为“昭武九姓”,是以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康国)、布哈拉(安国)等地区为中心的古代伊朗语系民族。他们并非一个统一的帝国,而是以城邦形式存在。在唐代(7-10世纪),大批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行,在从撒马尔罕直到中国长安、洛阳的商道上,建立了连贯的移民聚落和商业网络。这个“社群”不仅指分散的商人,更指一个具有共同语言(粟特语)、宗教(起初主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文化和商业传统,并在丝绸之路沿线形成自治或半自治聚落的社会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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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个社群为何能兴起,需探究其背景与基础。粟特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是连接波斯、印度、中国、草原游牧帝国的十字路口。这种地理位置塑造了他们天生的商业才能和多语言能力。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粟特人就已活跃其间。到唐朝,因国力强盛、丝绸之路空前畅通,加上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如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为长途贸易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环境和政治保障。同时,唐朝对外来文化、宗教和人才持开放态度,吸引了大量粟特人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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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深入看这个社群的具体活动与组织形式。他们的商业活动远不止简单的货物转运。贸易内容:他们将西方的金银器、玻璃器、宝石、香料、毛织物等运往东方,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药材等运往西方。他们是重要的中间商,也从事货币兑换和信贷业务。聚落形态:他们在沿途重要节点,如敦煌、凉州(武威)、长安、洛阳等地建立聚居区,称为“萨宝府”或“祆祠”周边社区。“萨宝”既是祆教宗教首领,也是唐朝政府任命的管理粟特胡人聚落的官员,体现了其政教合一、内部自治的特点。网络运作:他们依靠家族和同乡纽带,在沿线各聚落间传递商业信息、转运货物和资金,形成一个高效、可信赖的商业情报与物流网络,类似于早期的“跨国商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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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影响远超出商业领域,体现在深刻的文化融合与传播上。宗教:他们将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带入中国。祆教祭祀活动一度在长安等地流行。艺术:粟特人的音乐、舞蹈(如胡旋舞、胡腾舞)、服饰(翻领胡服)深刻影响了唐代社会风尚。工艺技术:他们在金银器制作、玻璃工艺等方面技艺高超,其风格被唐朝工匠吸收融合。语言文字:粟特文是当时丝绸之路的国际通用文字之一,后来的回鹘文、蒙古文乃至满文都受到粟特字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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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探讨这个社群的衰落与遗产。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叛军首领安禄山、史思明均有粟特背景)是一个转折点,战后唐朝社会对外来胡人的态度趋于保守和猜忌。同时,阿拉伯帝国东扩,征服粟特本土,逐步伊斯兰化,切断了其文化根源。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也因唐后期国力衰退和海上贸易的兴起而相对下降。约至10世纪后,中原地区的粟特人聚落逐渐湮没,大多汉化或融入其他民族。然而,他们的遗产极为深远:他们不仅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媒介之一,加速了盛唐的国际化,其商业网络和组织形式也为后来蒙古帝国时期的“斡脱”商人乃至更晚的欧亚大陆商贸活动提供了历史先例。今天,在中国出土的粟特人墓葬文物(如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的石椁)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粟特语资料,是研究这一传奇社群的第一手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