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省耗”与“加耗”制度 制度的基本定义 ：首先，“省耗”与“加耗”是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在田赋（以粮食等实物为主）征收过程中，为解决粮食在征收、运输、储存环节的自然损耗和额外费用，而向纳税民户额外加征的附加税名目。简单说，就是官府在法定正税税额之外，以弥补损耗为名，额外多收的部分。“省耗”之名较早出现，“加耗”则是更为通用的称呼。 制度的来源与初期形态 ：这一做法并非宋元独创，其源头可追溯至唐五代。当时官府收纳粮赋时，宣称粮食在晾晒、仓储过程中会有“雀鼠耗”，在运输过程中有“舟车耗”，因此需要预先多收一部分以填补这些“合理”亏空。例如，后唐时期曾明令规定，每纳田赋一斛（十斗），需加收二斗作为“省耗”。这实质上是在正税之外，增加了20%的额外税负。 宋代的具体实施与演变 ：宋代继承了这一制度，并在全国普遍推行，但征收比率、名目和方式因时因地差异巨大。 比率与名目 ：加耗的比率并无全国统一标准，地方官吏往往自行其是。有每石加耗一斗、二斗的，也有高达正税五六成甚至等额的。除了一般性的“加耗”外，还衍生出诸如“仓耗”、“官耗”、“正耗”、“脚耗”（补贴运输费用）等诸多具体名目。 区域特点 ：在江南等粮食主产区和重要漕运起点地区，因上供中央的漕粮数量巨大，运输路程长、环节多，加耗问题尤为突出和沉重，成为当地百姓的重大负担。 性质异化 ：加耗本意是弥补实际损耗，但实践中逐渐演变成地方官府弥补办公经费不足、甚至官吏中饱私囊的重要手段。多征收的耗粮，一部分确实用于覆盖实际成本，但很大一部分转化为了地方的“羡余”（财政盈余）或落入私人腰包。 元代的发展与“附加税化” ：元代的赋税制度深受宋金影响，“加耗”被全盘继承并进一步制度化、复杂化。 与货币税结合 ：元代部分田赋折征钱钞（“折钞”），加耗也随之折钱，称为“柴薪钱”等，成为纯粹的货币附加税。 比率居高不下 ：元代的加耗比率通常也很高，地方政府借此弥补财政缺口的现象非常普遍。它常与“鼠耗”、“分例”等名目结合，在粮食从农户到官仓、再到中央仓库的每一个流转环节重复加征，导致民户实际负担数倍于正税。 成为财政工具 ：加耗在元代几乎完全脱离了其补偿实际损耗的原始名义，固化成为一项重要的、近乎常规的财政增收工具和地方经费来源。 制度的影响与评价 ： 加重百姓负担 ：“省耗”与“加耗”制度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是极大地加重了纳税农户的负担。正税有定额，而附加的耗米往往无定数，且征收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为官吏盘剥打开了方便之门，所谓“耗外之耗，层出不穷”。 腐蚀吏治与财政 ：这项制度为地方官吏提供了合法的“寻租”空间，助长了腐败。同时，它使得国家正式税收制度（两税法等）的严肃性被破坏，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实际汲取能力变得模糊不清。 反映财政困境 ：该制度的长期存在和泛滥，也深刻反映了宋元时期，特别是中央集权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正式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困境。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这类非正式、但已成惯例的附加税来维持运转和执行政务，暴露了当时国家财政制度的内在缺陷。 总而言之， 宋元时期的“省耗”与“加耗”制度 ，是一项从弥补实际损耗出发，最终演变为体系化、沉重且弊端丛生的附加税制度，它是透视宋元时期田赋征收实态、央地财政关系以及底层民众赋税痛苦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