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社会调查运动 第一步：概念与起源 中华民国社会调查运动是指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由学术界、教育界和社会团体主导，以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性实地考察与研究的浪潮。其核心目标是运用实证调查（如问卷、访谈、统计）取代传统思辨，获取关于中国人口、经济、文化、民生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为认识国情、社会改良或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这一运动的兴起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如芝加哥学派、功能主义）的传入；二是清末民初以来“救亡图存”背景下，知识界对“中国问题”进行科学诊断的迫切需求，认为唯有通过实地调查才能找到社会病根。 第二步：发展阶段与主要推动力量 该运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20世纪20-30年代初（学术化兴起阶段） ：主要由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推动。例如，北京大学的《社会调查》课程（陶孟和主持）开启了高校社会调查的先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步济时、吴文藻等带领下，指导学生进行北平人力车夫、乡村社区调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蔡元培、陈翰笙等）组织了大规模农村经济调查。这一阶段的调查多侧重于方法探索与学术研究。 30年代-40年代（应用化与规模化阶段） ：随着乡村建设运动兴起和国民政府推行某些社会政策，调查与实务结合更紧密。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实验区进行了深入的家庭、教育、卫生调查；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开展了系统社会调查。同时，国民政府内政部、实业部等机构出于土地、人口、劳工等行政需要，也组织了一些全国性或区域性调查（如1932年内政部的全国户口普查尝试）。抗战时期，调查活动转向西南地区，关注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第三步：代表性调查案例及其方法 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出版） ：这是社会调查运动的里程碑式成果。李景汉带领团队在河北定县，采用挨户访谈、问卷、实地观察等方法，历时数年，收集了关于人口、家庭、土地、农业、教育、卫生等极为详尽的数据。该调查以系统性、全面性著称，为定县平民教育实验提供了精准基础，也成为中国社区研究的范本。 陈翰笙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1929-1934年）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陈翰笙组织了对江苏无锡、广东保定、广西等地的农村调查。他侧重于生产关系、阶级分析和土地分配，通过大量农户访谈和账目分析，揭示了中国农村的地主-佃农矛盾与封建剥削实质，其成果（如《亩的差异》、《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为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提供了实证支持，影响深远。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调查 ：虽在时间上稍晚（1936年），但代表了人类学参与观察法与社区研究的典范。费孝通对江苏开弦弓村（江村）的研究，深入剖析了家庭、蚕丝业、土地制度、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其著作《江村经济》在国际学界引起轰动，标志着中国社会调查从描述性统计向深度结构-功能分析的发展。 第四步：历史意义与局限 意义 ： 学术现代化 ：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实证研究传统，培养了一批本土社会科学研究人才。 国情认知 ：突破了以往仅靠文献或直观感受认识社会的局限，积累了关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大量珍贵数据，深化了对城乡现实问题的理解。 社会改革影响 ：为乡村建设运动、劳工政策、土地政策等提供了决策参考，体现了知识分子以科学服务社会的理想。 局限 ： 覆盖面与代表性 ：受资金、战乱和交通限制，多数调查集中于沿海或华北部分地区，难以真正代表全国。 方法科学性参差 ：早期一些调查存在问卷设计粗糙、样本选择偏差、数据分析简单等问题。 应用成效有限 ：调查成果往往因政治动荡、政府执行力不足或战争影响，未能充分转化为有效的社会政策。 第五步：后续影响与遗产 社会调查运动虽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受到严重冲击，但其精神与方法延续至战后。它奠定了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基石，其积累的资料至今仍是研究民国社会史的重要来源。1949年后，海峡两岸的社会调查工作在不同体制下继续发展，均可追溯至这一时期奠定的方法论基础与关注现实问题的学术取向。这场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尝试以理性、科学的方式理解和改造社会的一次重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