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的“棉业革命”与早期工业化 地理与农业基础 ：首先，长江三角洲地区（核心包括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等地）自宋元以来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经济中心之一。这里河网密布、土壤肥沃，但地狭人稠。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精耕细作和双季稻的推广，粮食单产提高，使得一部分耕地和劳动力得以从粮食生产中释放出来。同时，该地区气候湿润，适宜种植棉花。这种独特的农业结构——高效率的粮食生产与充裕的劳动力——为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和加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棉业革命”的展开：从种植到家庭手工业 ：约从16世纪（明中后期）开始，该地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棉业革命”。第一步是 棉花种植的普及化 。农民大量改稻田为棉田，或在水稻收割后种植冬季作物（如油菜）的基础上，发展出“棉-稻”或“棉-麦”轮作制。松江府一带甚至出现了“棉七稻三”的种植格局。第二步是 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勃兴 。“男耕女织”的传统在这里演变为“棉纺为主业”。几乎每个农户家庭都拥有纺车和织机。妇女、老人乃至部分男子都参与纺纱、织布。这个过程并非突然的工业化，而是传统家庭经济（自然经济）内部，基于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棉花种植与纺织技术结合）的一次高度商品化转型。产出不再仅为自用，绝大部分成为商品。 市场网络与专业化分工的形成 ：第三步是 复杂市场网络与初步分工体系的建立 。这超出了单一家庭的范围。首先，出现了原材料市场：并非所有织户都自己种棉，于是形成了从产棉区（如本地及华北）到纺织区的棉花、棉纱流通市场。其次，生产环节出现分工：有专事纺纱的农户，将纱卖给织布户；也有织布户购买棉纱进行加工。更重要的是 布商与包买商（账房）制度的兴起 。布商资本雄厚，他们或直接开设“布号”收购成品布匹，或通过“账房”体系，向分散的织户发放原料（棉纱）、租赁织机，按成品支付工资，即“放纱收布”或“开机”。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外包制”或“散工制”，商人资本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关键环节，将大量家庭织户纳入了以市场为导向、受资本支配的生产链条中。 技术与组织创新 ：第四步是 有限但关键的技术与组织改进 。在技术层面，虽然未发生动力革命，但织机（如“腰机”改进为“脚车”）、纺车（多锭纺车）和染整技术（如“青花布”印染）都有所改良，提高了效率和质量。在组织层面，除了上述包买商制度，还出现了基于地域和产品种类的专业化市镇。例如，朱泾镇、枫泾镇以纺纱著名，南翔镇、罗店镇以织布、染踹为核心。这些市镇成为棉花、棉纱、布匹的集散中心，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生产与全国乃至海外市场。这构成了“全国性市场”的雏形，并带动了相关行业（如航运、金融、染料）的发展。 历史影响与“早期工业化”的限度 ：这场“棉业革命”使长江三角洲在18世纪（清前期）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手工棉纺织业区，其产品“松江布”行销全国，并大量出口。它极大地提升了区域商业化程度和民众收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商业资本。从经济史角度看，它被视为中国“早期工业化”或“斯密型增长”的典范——通过市场扩展、分工深化实现经济增长。然而，它最终未能自发导向工业革命。其根本限度在于：生产单位仍以家庭为核心，技术未获革命性突破（如未广泛应用水力、蒸汽动力）；商业资本虽控制流通并部分渗透生产，但主要用于贸易和土地投资，而非转化为产业资本去建立集中化工厂；同时，制度环境（如产权、专利保护）和资源条件（如煤炭分布）也与同时期西欧有所不同。因此，它代表了传统经济体系内商品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也为近代遭遇西方工业品冲击后的转型与挣扎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