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钱帛兼行》 第一步：核心概念与历史背景 “钱帛兼行”指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大部分时间）实物货币（主要是绢帛）与金属铸钱（铜钱）并行流通、共同充当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制度。这一现象并非唐代首创，而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因长期战乱、商业凋敝、铜钱铸造萎缩而形成以布帛谷粟为货币传统的延续。隋朝统一后曾着力整顿币制，推行五铢钱，但绢帛在流通中仍占重要地位。唐代承袭了这一混合货币体系，并将其制度化，成为当时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特征。 第二步：绢帛作为货币的法定地位与功能 唐代法律明确赋予了绢帛与铜钱同等的货币资格。绢帛（特别是绢、帛、布等丝麻织品）具备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官方在许多场合规定或习惯使用绢帛： 大额支付与赏赐 ：朝廷的巨额赏赐、官员俸禄的一部分（如禄米之外的“俸料”有时折绢）、军费赏功、赎罪罚金等多使用绢帛匹段。 财政收支 ：国家税收中的“调”即征收绢布，户税、地税在一定时期也可折纳绢帛。财政支出如和籴（政府采购粮食）、和雇（雇佣劳力）也常支付绢帛。 市场交易 ：虽然小额交易多用铜钱，但大额交易、远程贸易，尤其是涉及牲畜、房产、土地等，普遍使用绢帛计价和支付。绢帛具有价值高、易于分割（以匹、丈、尺为单位）、便于长途携带（轻于等值铜钱）的优点。 价值基准 ：绢帛匹段具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常被用作借贷、计价、估价的标准，尤其在铜钱短缺或波动时。 第三步：铜钱的流通与“钱荒”问题 唐代主要流通“开元通宝”等铜钱。铜钱适用于日常小额交易、市场零售，是民间商业活动的重要媒介。然而，唐代长期面临“钱荒”——即流通中铜钱数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其原因包括： 铜矿资源与铸币能力有限 ：铜料开采和铸钱技术制约了货币供应量。 铜钱外流 ：铜钱通过贸易、赏赐流向周边民族（如回纥、吐蕃）和海外（如日本、东南亚）。 销钱为器 ：由于铜器价格往往高于等重铜钱，民间私自熔化铜钱铸造铜器牟利，导致钱币退出流通。 贮藏窖藏 ：富户、官吏大量囤积铜钱，加剧了流通领域的短缺。 “钱荒”导致通货紧缩、钱重物轻，加重了百姓以钱纳税的实际负担，成为中晚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第四步：钱帛兼行的运作机制与矛盾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钱帛各有其适用领域，但也存在复杂的互动与矛盾： 官方比价与市场波动 ：政府试图维持钱帛间的固定比价（如一定数量的钱折合一匹绢），但市场供需常导致实际价格波动。绢帛本身是商品，其品质、时价会影响其货币价值。 支付偏好 ：由于铜钱短缺，债权人、卖方往往更愿意接受铜钱，而债务人、买方则希望支付绢帛，引发纠纷。为此，唐廷多次颁布法令，强调交易“钱帛兼用”，不得“专令用钱”或“拒帛”，以维持绢帛的货币地位。 地域差异 ：钱帛使用比例存在地域差别。关中、河南等政治经济中心及南方商业发达地区，铜钱使用更普遍；而在一些边地或农村，绢帛、实物交换可能仍占主导。 第五步：钱帛兼行的衰落与货币白银化的萌芽 唐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钱帛兼行制度的内在矛盾日益突出： 绢帛货币职能的削弱 ：绢帛作为实物，易损坏、品质不一、不便精确分割，且其生产受气候、政策影响，价值不稳，逐渐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商业需求。 铜钱地位的加强 ：尽管有钱荒，但政府努力增加铸钱（如开采新矿、严禁销钱为器、限制蓄钱），并推行“两税法”等赋税改革，规定部分税额以钱计算，客观上提高了铜钱的财政地位。 新货币形态的出现 ：为缓解钱荒和大额支付困难，出现了“飞钱”（便换，一种汇票）等信用工具。更重要的是，白银在晚唐开始更多进入流通领域，尤其在岭南、江淮等地区，用于大额交易和税收。这为宋代以后货币白银化趋势埋下了伏笔。 安史之乱后，钱帛兼行虽在法令上仍被强调，但实际经济中，铜钱的重要性持续上升，绢帛的货币功能逐步衰退，向一般商品回归。 总结 ：隋唐时期的“钱帛兼行”是一种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过渡性货币制度。它既体现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现实，也反映了政府试图调控货币流通的努力。这一制度的运行、矛盾及最终演变，生动映射了唐代社会经济从相对封闭向更为活跃、复杂转变的过程，是理解隋唐财政、商业和社会生活的重要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