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收“秽史”公案 我们先从核心人物 魏收 入手。他是北齐的史学家，主要生活在公元6世纪。在东西魏分裂、北齐代东魏的复杂政局中，魏收以其文才受到掌权者高欢、高澄父子的赏识，被委以修撰北魏史的重任。这里的关键背景是： 北齐 认为自己继承了 北魏 （以及东魏）的正统，为前朝修史是确立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文化工程。 接下来，我们聚焦魏收主持修成的史书——《魏书》。这部史书在体例上是完整的纪传体正史，记载了北魏（包括东魏）的兴亡。然而，这部书在成书后不久，甚至在编纂过程中，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两部分人：一是被《魏书》负面记载的北魏旧臣后代；二是与魏收有私怨或在政治上对立的当朝权贵。他们抨击魏收在修史时“党齐毁魏”、“褒贬不公”，具体指责包括：为他出身的关系网（如渤海高氏、太原王氏等）人物美化列传；将与自己有隙者恶意贬低甚至不予立传；在记述北魏末年和东魏历史时，极力回护甚至吹捧高欢家族，为北齐代魏制造舆论。 由于反对声浪过于激烈，一度迫使北齐皇帝高洋、高演两度下令《魏书》暂停传播、进行“勘议”和修改。但修改主要在个别字句，整体框架未变。这场风波使《魏书》在当时就被冠以“秽史”的恶名，意为污秽不实之史。 那么，如何客观看待这桩“公案”呢？我们需要深入一层分析。首先， 任何官修史书都带有政治性 。在北齐政权由鲜卑勋贵和汉族士族联合支撑、且与西魏/北周激烈对峙的环境下，修史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魏书》强调东魏-北齐的正统性，贬斥西魏为“伪”，是必然的政治任务。其次，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社会，重视家族声誉 。史书中对祖先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子孙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因此各大家族对修史高度敏感，争斗激烈。魏收性格张扬轻慢，公然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种态度加剧了矛盾。最后，从史学史看，《魏书》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首创了《官氏志》、《释老志》，详细记载了鲜卑族姓改革和佛道二教发展；它保存了大量原始诏令、奏议；其列传也相对丰满。后世如唐代李延寿撰《北史》，北魏部分基本以《魏书》为蓝本。 综上所述，“秽史”公案是特定政治环境、社会风气与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极端地暴露了史学在权力与家族利益面前的脆弱性，也促使后世史家如唐代设立史馆集体修史，以图制约个人专断。今天，我们在警惕其曲笔的同时，也必须承认《魏书》作为研究北魏历史最基本史料的地位。这桩公案本身，也成为了观察北齐初期政治文化生态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