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经学与〈五经正义〉》 首先，让我们从最基础的概念开始。 经学 ，简单来说，就是研究和阐释儒家经典（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的学问。在隋唐之前，南北朝长期分裂，导致南北方的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形成了所谓“南学”与“北学”的不同风格和观点。国家统一后，这种学术上的分歧不利于统一思想、选拔人才和推行教化。 接下来，我们需要理解这一词条的核心事件： 《五经正义》的编纂 。为了解决上述经学分歧问题，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由国子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孔颖达领衔，组织了一批顶尖学者，对五部儒家经典的注疏进行统一整理和裁定。所谓“正义”，就是“正确的释义”，即官方钦定的标准解释。这项工作历时多年，至高宗永徽年间最终修订完成并颁行天下，标志着官定经学教科书的确立。 然后，我们来深入探讨《五经正义》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它并非重新注解经典，而是为前人已有的优秀注解（注）再做疏通解释（疏）。其采用的基本注解是： 《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伪）、《诗经》用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春秋左传》用杜预注 。孔颖达等人围绕这些注文，广采众家之说，加以融汇贯通，撰成详尽的“疏”。其特点是注重训诂名物，考订制度，义理阐释则倾向于融通、折中，形成了“疏不破注”的原则，即疏文必须维护所依据的注文的基本观点。 再者，我们必须认识《五经正义》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第一， 思想与教育统一 ：它成为全国官学（国子学、太学、州县学）的标准教材和科举考试（尤其是明经科）的绝对权威答案。士人诵读、应试必须以此为准，这极大地统一了全国的知识分子思想，结束了经学解释的混乱局面。第二， 学术范式确立 ：它确立了唐代经学“注疏之学”的典范，将汉魏以来的经学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成为后世理解先秦儒家经典不可逾越的桥梁，也是宋代以后《十三经注疏》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三， 限制学术活力 ：另一方面，将经学定于一尊，也束缚了士人的思想自由和学术创新，导致唐代经学在义理开拓上相对沉寂，呈现出“守成”的特点。 最后，我们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中审视。隋唐时期经学的统一，是 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必然要求 ，与推行科举制、编纂律令格式、完善礼乐制度等举措一脉相承，共同服务于巩固中央集权帝国。同时，这也是 儒学在佛、道二教兴盛背景下，维护其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地位的重要努力 。尽管《五经正义》主导了官方学术，但民间和士人阶层中，对经学的怀疑、新解以及调和儒释道的思潮也在潜流涌动，为中唐以后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新春秋学”乃至宋代理学的兴起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