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弃市”与死刑公开示众 好的，我们开始循序渐进地了解“弃市”这一明清时期的刑罚执行方式。 首先，我们从其 字面含义与历史渊源 讲起。“弃市”一词，字面意思为“于市集之中弃绝其人”，即在公开的市集等民众聚集场所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示众。这一刑罚并非明清独创，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礼记·王制》中就有“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记载，体现了古代“明刑弼教”的思想，即通过公开行刑，达到惩罚犯罪者、警示民众、彰显法律权威的多重目的。从周代到秦汉，“弃市”逐渐成为死刑的主要执行方式之一。明清两代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将其规范化、制度化，成为法定死刑（如斩、绞）执行后的一个重要环节。 理解了其基本概念和历史后，我们进入第二步： 明清“弃市”的法律规定与执行程序 。在明清律法中，“弃市”并非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死刑（特别是斩刑）执行后的附加程序。《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虽未单列“弃市”条款，但在“死刑”的执行惯例和相关条例中明确了公开示众的要求。其标准程序通常是：对于被判处“斩立决”或“枭示”等重罪的犯人，在法定刑场（如北京的菜市口、各省会的固定刑场）执行斩首后，首级或尸体不会被立即收殓，而是被置于木笼、竿头或直接曝露于地面，在刑场或城门等交通要道示众数日。示众时间长短、是否“传首”各地（即将首级在犯罪相关地区巡回展示），则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和皇帝的旨意而定。例如，谋反大逆、江洋大盗等重犯，常被“枭首示众”或“戮尸枭示”，示众的规模和时长都远超普通死刑犯。 第三步，我们来探讨其 社会功能与统治意图 。“弃市”作为一种公开的、带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刑罚展示，承载着多重社会与政治功能： 惩戒与威慑 ：这是最直接的目的。通过展示犯罪者可怕的下场，以儆效尤，使民众产生恐惧，从而不敢触犯法律。所谓“杀一儆百”，正是这种公开性的效用。 仪式与展演 ：公开行刑及弃市是一套完整的法律仪式。从押解犯人游街（“出大差”或“骑木驴”等），到刑场聚集大量民众围观，再到刽子手行刑、首级示众，整个过程犹如一场公开的“法律剧场”。它强化了国家权力的可见性与不可抗拒性，同时也为社会情绪（如对罪犯的愤恨）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宣泄出口。 道德教化 ：官府通过“弃市”，将罪犯身体作为反面教材，向公众传达官方认定的善恶标准和法律边界。布告上会详列罪状，宣示其“天道不容，王法不赦”，试图将法律惩罚与道德谴责融为一体，维护社会秩序和儒家伦理。 政治宣示 ：对于危害皇权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犯（如叛逆、邪教首领），其“弃市”过程尤为残酷（如凌迟后枭首），示众范围也更广。这旨在彻底消灭其肉体存在、抹除其社会符号，并展示皇权对挑战者的绝对胜利，震慑潜在的反抗者。 最后，第四步，我们审视其 实际效果、社会反响与历史流变 。尽管统治者设计“弃市”时抱有上述意图，但其实际效果复杂多变： 威慑力的局限 ：过度的公开暴力有时会引发民众的同情，甚至将罪犯视为英雄（尤其是在反抗官府的案件中）。围观场面也可能失控，沦为看热闹的市井狂欢，削弱了其严肃的教化意义。 司法弊病的窗口 ：公开处决和示众，也将司法审判的最终结果毫无遮掩地呈现于公众眼前。如果案件被认为不公（如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虽非弃市，但体现了公开处刑的关注度），会极大损害官府的司法公信力，甚至引发社会骚动。 清末的变革与废除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近代法律观念的传入，这种残酷的公开处刑方式日益受到批评。西方观察家多视其为野蛮落后之象征。在清末司法改革（“预备立宪”期间）中，改革者主张刑罚应“重感化而非报复”，强调司法尊严。1905年，清廷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上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明确提出“死刑唯一”，建议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清廷采纳此议，颁布上谕：“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著即永远删除。”与之相伴的公开“弃市”示众惯例，也随之在法律上被废止，死刑改为在监狱内或特定场所相对不公开地执行。这一变革标志着中国刑罚制度从公开威慑向近代司法文明的重要转向。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弃市”制度，是古代刑罚公开主义传统的集中体现。它从法律程序、社会心理到政治符号，构成了一套复杂的权力技术，深刻反映了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法律与道德、暴力与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最终废除亦是近代中国法律与观念变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