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告密与铜匦制度》

1. 背景：政治监督与信息控制的传统
   在隋唐之前，中国已有悠久的监察与言事制度，如汉代的“诣阙上书”和南北朝的“投书”现象。统治者设置此类渠道，旨在绕开常规行政层级，直接获取民间隐情或官员不法信息，以加强中央集权。然而，这类方式往往临时、分散。至唐代，随着官僚体系日益庞大，武则天在特殊政治环境下，将告密制度系统化、工具化，并创造了标志性的载体——铜匦。

2. 铜匦的设立与运作机制
   垂拱二年（686年），武则天采纳鱼保宗建议，铸造四只铜匦，置于洛阳宫城前，分别对应四类投书：

   • 延恩匦：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青色，象征东方与仁德）。
   • 招谏匦：言朝政得失者投之（丹色，象征南方与赤心）。
   • 申冤匦：陈诉冤屈者投之（白色，象征西方与公正）。
   • 通玄匦：告天文灾变或军事秘计者投之（黑色，象征北方与智谋）。
     铜匦结构特殊，投书入口仅容一封文书进入，且无法从外部取出，需由专职“知匦使”定期以钥匙开启箱体取件。此举在形式上赋予了民间“直达天听”的通道，但其核心很快转向鼓励告密。

3. 告密风潮的兴起与酷吏政治的结合
   武则天为巩固统治，大力鼓励告密，尤其针对潜在政治反对者。她颁布诏令：凡欲告密者，官员不得过问，沿途提供驿马食宿，直达京师；若所言称旨，可不次授官，不实者亦不问罪。此政策迅速催生职业告密者群体。告密信息由酷吏集团（如来俊臣、周兴等）负责审理，他们利用罗织、刑讯等手段，制造大量冤狱，主要打击李唐宗室、旧臣及士族势力。铜匦成为物理上的“投告中心”，与告密政策共同构成一套恐怖的政治监控体系。

4. 制度演变与历史影响
   武则天晚年及唐玄宗即位后，为稳定政局，逐步抑制告密风气。开元年间（713—741年），铜匦管理权收归中书省，投书需经审查方得上达，其告密功能被弱化，逐渐回归为常规的信访渠道。晚唐时期，铜匦虽存，但作用式微。该制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 消极面：短期内导致司法瘫痪、人人自危，成为酷吏政治的工具，破坏统治集团内部的信任基础。
   • 制度遗产：客观上构建了跨越层级的垂直信息通道，为后世（如宋代“鼓院”、“检院”）的直诉制度提供了物理与理念雏形，体现了专制皇权对信息控制的极致追求。

5. 与相关制度的关联与区别
   需注意告密铜匦与常规监察体系（如御史台、谏官）的区别：后者属制度化监督，有法定程序与职责范围；而告密制度鼓励非正式、匿名检举，且直接服务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政治目的。此外，它与唐代的“进状”、“投匦”等一般上书形式亦有不同——后者多署名且内容公开，而告密常具隐蔽性与攻击性。铜匦制度是特定政治危机下的产物，反映了帝国权力在非常时期对信息流动的扭曲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