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欧洲的“勤勉革命” 概念界定与时空范围 ：“勤勉革命”是一个由日本经济史学家速水融和英国历史学家E.A.赖利等学者提出，后经美国学者扬·德·弗里斯系统阐发的历史概念。它主要用来描述在工业革命之前，约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的西欧（特别是英格兰与荷兰）所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经济行为与社会习惯变革。其核心论点是：在人均产出或技术出现“革命性”飞跃之前，社会首先经历了一场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工作时间延长、消费欲望增长以及对市场机会反应更加敏锐为特征的“行为革命”。此概念旨在为解释工业革命的起源提供一种不同于传统“技术突破论”的社会经济史视角。 核心内涵与具体表现 ：“勤勉革命”的内涵体现在生产与消费两个紧密关联的维度。 生产侧：劳动力供给的“集约化” 。核心变化并非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单位时间产出，而是通过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家庭劳动力来增加总劳动投入。这具体表现为：1） 家庭内部分工深化 ：妇女、儿童更多地参与面向市场的生产活动，如纺织、编织、小商品加工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家务或辅助性农活。2） 劳动时间延长 ：家庭成员利用农闲、夜晚等零散时间从事副业生产，减少了“闲散”时间，年总工作时间增加。3） “主业”与“副业”结合 ：许多小农家庭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广泛涉足家庭手工业，形成“工农结合”的生产模式，以应对人口压力和地租负担，并抓住市场机会。 消费侧：市场需求与欲望的“启蒙” 。与生产端的努力相对应，是普通家庭对市场购买的商品与服务需求的增长。这包括：1） 非必需品的消费增长 ：如茶叶、糖、棉纺织品、陶瓷、小件家具等不再是精英专属，越来越多地进入平民家庭。2） 新的消费习惯形成 ：对时尚、舒适和多样性的追求开始萌发，刺激了生产。3） 为消费而劳动 ：人们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的动机，部分是为了获取货币以购买这些新式商品，形成了“劳动—消费”的循环激励。 发生背景与驱动因素 ：这场变革的发生有赖于几个关键条件。 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 ：与东欧等地强化农奴制不同，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农村人口的人身束缚减轻，拥有较大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有利于劳动力流动和响应市场信号。 市场网络的扩展与深化 ：城乡贸易、区域间贸易乃至殖民地贸易的繁荣，为家庭手工业产品提供了更广阔的销路，也为新式消费品提供了来源。零售业、小商店的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 家庭结构与社会观念变化 ：核心家庭成为主流，更有利于根据市场调整劳动决策。新教伦理等文化因素强调勤勉、节俭和世俗成功，为延长劳动时间提供了价值认同。 “斯密型增长”的动态 ：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经济增长（即斯密型增长），为家庭参与市场生产与消费创造了可能性与动力。 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及史学争论 ：“勤勉革命”被视作工业革命的“序曲”或“必要准备”。 铺垫作用 ：它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积累小额资本（通过家庭手工业利润）和培养市场导向的行为模式，为后续的工厂化生产和技术创新创造了社会经济土壤。庞大的、有购买力的底层市场是工业制成品持续生产的保障。 争议点 ：一些学者质疑“勤勉革命”的普遍性和因果强度。有人认为它主要发生在西北欧特定区域；也有人指出，劳动时间的延长可能早于这一时期或存在反复；还有观点认为，它与工业革命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交织、互为促进的复杂过程。 全球比较与理论意义 ：将“勤勉革命”置于全球视野下，其意义更显突出。 欧洲特殊性 ：学者们探讨为何类似的“勤勉”行为未在明清中国等同期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引发相似的工业突破，这涉及对产权、能源成本、国家政策、文化心态等多维度的比较。 理论贡献 ：该概念将经济史研究的焦点从宏观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数据，转向了微观的家庭行为、时间分配、消费选择和社会心态，强调制度、文化、人口与经济的互动，丰富了对现代经济增长起源的理解，成为连接古典经济与工业革命的重要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