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杖刑”与五刑体系 杖刑的定义与在刑罚体系中的位置 首先，杖刑是明清时期法定的“五刑”（笞、杖、徒、流、死）之一，属于身体刑（肉刑）的范畴，其严厉程度仅次于死刑、流刑和徒刑，重于笞刑。具体而言，它是用“杖”（一种由荆条或竹板制成的刑具）击打罪犯臀、腿或背部的刑罚。在《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笞、杖刑罚等级，它是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广泛、最频繁的刑罚手段，构成了基层司法惩处的基石。 杖刑的执行规范与刑具 明清两代对杖刑的执行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旨在（至少在理论上）规范刑罚，防止滥用。核心规定包括： 刑具规格 ：官方规定杖具需用“官杖”（又称“法杖”），通常为荆条或大竹板制成，尺寸有定制。明代规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径二分二厘。清代大体沿袭。 击打部位 ：法定击打部位为臀部和大腿。法律明确禁止“决罚不如法”，即禁止击打腰、肋、胸、腹等致命部位。 行刑人 ：由专职的“皂隶”或“衙役”执行。 “折杖”与“闰刑” ：徒刑和流刑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可以折算成杖刑。例如，某一等徒刑可折为杖一百，外加服劳役。这体现了刑罚体系的灵活性与实际执行中的变通。此外，在“五刑”之外，还有“闰刑”如“枷号”（戴枷示众），常与杖刑并科。 杖刑的实践异化与司法弊病 尽管有法律规定，但杖刑在具体执行中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和弊病，主要体现在： “轻重之手”与“规矩钱” ：杖刑的实际轻重几乎完全掌握在行刑衙役手中。通过私下贿赂（即“规矩钱”或“杖钱”），犯人可以换来“打轻板”（如用力虚拍、着地有声但皮肉不伤）或“打重板”（甚至使用非法加重的“大棒”、“夹根”），后者常致人伤残或死亡。这导致法律规定的刑罚数目（如杖八十）与实际造成的伤害严重脱节。 “立毙杖下”与法外酷刑 ：在政治案件或上官严令下，杖刑常成为变相死刑，即“廷杖”（明代对官员在朝廷上公开杖责）或“杖毙”。著名的“廷杖”在明代中后期成为羞辱和摧残士大夫的常见手段。在普通诉讼中，地方官也可能因怒或受贿，暗示衙役将犯人“往死里打”。 与赎刑的结合 ：法律允许部分罪行通过缴纳钱财（赎铜、赎银）来替代实际的笞杖刑罚。这实际上使刑罚对富人有减免之途，而对贫民则成为实实在在的肉体惩罚，加剧了司法不公。 杖刑的社会与政治文化意涵 杖刑不仅是一种刑罚，也深刻嵌入了当时的社会与政治文化： 维护等级秩序 ：法律对官员、士人、平民、贱民受杖有不同规定。例如，官员、有功名者（秀才、举人等）可享“免刑”或“去衣留裆”的特权，维持其体面，而平民则需去衣受刑，体现了鲜明的身份差异。 彰显官权威严 ：在公堂之上，长官下令动杖，是司法权力最直接、最视觉化的展现。喝令、按倒、责打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规训与威慑的仪式，强化了官民之间的权力距离。 社会惩戒与羞辱 ：当杖刑与“枷号”结合，在公共场所执行时，便附加了强烈的公开羞辱成分，旨在“以儆效尤”，实现对社会其他成员的行为规范与警告。 总结 ：明清时期的杖刑，作为五刑体系的核心构成，其法律条文规定体现了传统刑罚的规范性追求。然而，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异化——通过行刑者的“轻重之手”、与赎刑结合导致的阶级差异、以及作为政治打压工具的滥用——深刻地揭示了帝制晚期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逻辑、结构性腐败以及权力运行的残酷性。它是理解明清社会秩序、官场文化及法律实践与理想之间巨大落差的关键切入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