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袄教与三夷教》 第一步：概念界定与总体概览 “袄教”与“三夷教”是隋唐时期对源自波斯及中亚地区几种主要外来宗教的统称。“袄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国史籍亦称“拜火教”，因其崇尚火，以火为善与光明的象征并进行祭祀。“三夷教”通常指袄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和摩尼教。这三者均非中国本土产生，而是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主要通过丝绸之路的商旅、使节和移民传入中原。它们在唐代社会、尤其在西域胡人聚居区和两京（长安、洛阳）等国际大都市中，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是隋唐中外文化交流与多元包容气象的重要体现。 第二步：袄教的传入、信仰特点与唐代管理 传入与流行 ：袄教在北朝时期已见诸记载，隋唐时随着粟特等中亚胡商的大量东来而广泛传播。长安、洛阳、凉州（武威）、沙州（敦煌）等地均有袄祠（祭祀场所）。 信仰核心 ：其教义主张善恶二元论，崇拜代表光明与善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以火为神圣媒介，祭司称为“萨宝”或“祆正”。丧葬习俗行天葬或瓮棺葬，与中国土葬传统迥异。 唐朝的官方管理 ：唐朝政府设立“萨宝府”对其进行管理。“萨宝”既是胡人聚落首领，也被唐朝授予官职，负责管理袄教事务和胡人社区。朝廷对袄教祭祀活动予以认可并参与官方性质的祭拜，但主要将其视为一种胡人风俗和羁縻手段，并未将其教义纳入主流意识形态。 第三步：景教的传入、传播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传入与称谓 ：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贞观九年（635年）由叙利亚教士阿罗本传入长安。“景教”意为“光明广大之教”，唐代也称其为“波斯经教”或“大秦教”。 唐代的宽容与传播 ：唐太宗诏准阿罗本在长安译经、建寺，寺院初称“波斯寺”，后改“大秦寺”。景教在唐朝获得了合法传播的地位，高宗时曾“于诸州各置景寺”，一度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重要物证 ：781年刻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细记载了景教自太宗至德宗约150年间的教义、在华传播史及与皇室的关系，是研究唐代景教及中西交流的珍贵石刻文献。其教义翻译中融合了大量佛教、道教术语以适应中国语境。 第四步：摩尼教的传入、兴衰与演变 传入与初期命运 ：摩尼教约在隋唐之际传入中国，又称“明教”、“末尼教”。其教义亦为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论，但更具叛逆色彩。武则天时期曾短暂允许其传播，但开元二十年（732年），玄宗以其“妄称佛教，诳惑黎元”下诏禁断，但允许胡人自行信奉。 回鹘时期的兴盛 ：安史之乱后，因回鹘汗国奉摩尼教为国教，且助唐平乱有功，唐代宗应回鹘请求，于768年诏许在长安及诸州建“大云光明寺”，摩尼教借此在唐朝获得合法地位并一度兴盛。 会昌灭佛后的转折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大规模灭佛，殃及所有外来宗教。摩尼教遭沉重打击，从此转入地下，与民间秘密结社结合，对后世宋元时期的农民起义（如方腊起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步：三夷教的共同特征与历史影响 传播载体 ：三者均主要依托丝绸之路上的波斯、粟特、回鹘等胡人群体传播，其兴衰与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密切相关。 生存策略 ：为适应中国社会，它们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佛教化”或“道教化”的译经与宣教策略，借用本土宗教概念阐释自身教义。 唐代政策基调 ：唐朝前期至中期，总体对其采取“因俗而治”的宽容政策，将其纳入职官体系（如萨宝府）或外交优待（如因回鹘尊摩尼教）进行管理，体现了开放包容的帝国气度。 最终命运与遗产 ：武宗灭佛后，三夷教作为公开的有组织宗教在中原基本衰落。但它们的一些文化元素（如袄教的某些民俗、摩尼教的观念）融入了中国民间社会。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在宗教、艺术（如敦煌景教文献、摩尼教绘画）、科技（如景教士可能带来的医学、天文知识）等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是隋唐时代世界性文明特征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