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的比较研究 大萧条的比较研究旨在分析1929-1939年全球经济危机在不同国家间的异同表现、成因及政策应对。该研究通过跨国比较，揭示经济结构、制度与政策选择如何影响危机的深度与持续时间。 大萧条的核心特征是全球性总需求崩溃与通货紧缩螺旋。其共同触发机制包括：1）国际金本位制约束下货币供应紧缩；2）农产品价格暴跌引发农村消费萎缩；3）英美信贷收缩导致全球资本流动逆转；4）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引爆贸易保护主义连锁反应。这些要素通过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渠道形成跨国传导网络。 各国危机严重度呈现显著差异。以1932年工业产出较1929年下降幅度衡量：德国下降40%，美国46%，法国31%，英国14%，日本仅8%。这种差异源于三个关键变量：1）金本位坚守时长——英国1931年弃守后获得政策自主性，德国坚守至1933年加剧通缩；2）产业结构特征——农业比重高的东欧与拉美遭受双重打击；3）殖民地经济缓冲作用——英国利用帝国特惠制维持30%出口市场。 政策应对模式可分三类：1）制度弹性型（美国、瑞典）——通过新政立法与福利国家建设重构需求基础；2）战略扩张型（日本、德国）——将危机转嫁为军事工业化与领土扩张动力；3）结构僵化型（法国、波兰）——维持金本位与财政平衡直至1936年才启动改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逆周期增长——其封闭计划经济体系在1929-1932年间实现工业产出翻倍。 比较研究修正了传统认知：1）银行危机并非普遍主因——加拿大无重要银行倒闭仍下降33%；2）货币政策效能受制于预期管理——美国1936年提高准备金率引发二次衰退；3）劳动力市场制度影响调整成本——德国强力压制工资反而延长失业周期。这些发现为当代危机管理提供历史镜鉴：政策空间取决于制度弹性，结构性改革比周期调控更具根本性意义。 研究范式已从宏观计量比较转向制度矩阵分析。当前焦点包括：1）殖民地外汇储备池对核心国的危机缓冲机制；2）技术扩散速度与产能更新周期的跨国比较；3）意识形态变迁与经济政策创新的互动关系。这些进展使大萧条成为检验制度经济学与复杂系统理论的重要历史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