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革命中的自由有色人种与种族矛盾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自由有色人种”在海地革命前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在18世纪末的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即海地），社会被严格划分为三个主要阶层：处于顶端的白人殖民者（包括大种植园主、官员、商人等）；处于底层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黑奴；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自由有色人种”。自由有色人种主要包括黑白混血儿（穆拉托人）和被解放的黑奴。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继承或经营积累了财富，甚至拥有种植园和奴隶，但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受到白人殖民者的严格歧视和限制，例如被禁止从事某些职业、必须向白人表示恭敬、着装受限制等。 第二步，我们来探究自由有色人种在革命初期（1791年之前）的角色与诉求。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传到殖民地，自由有色人种精英深受鼓舞，他们最主要的政治诉求是争取与白人殖民者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他们多次向法国国民议会请愿，并促成了1791年5月的一项法令，授予部分富裕有色人种后代选举权。但这引发了白人殖民者的激烈反对，殖民地内部白人与自由有色人种之间的暴力冲突加剧。此时，自由有色人种的斗争目标主要是融入殖民地体制，而非推翻奴隶制。 第三步，革命在1791年8月因黑奴大规模起义而进入全新阶段。北方平原的黑奴在布克曼、杜桑·卢维杜尔等人的领导下揭竿而起，其核心诉求是废除奴隶制，获得彻底的自由。这一阶段，自由有色人种与奴隶起义军的关系复杂而矛盾。一方面，一些自由有色人种（尤其是混血儿领袖如安德烈·里戈）起初试图利用奴隶起义来向白人施压，甚至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另一方面，他们又普遍希望维持现有的社会财产秩序（包括奴隶制），害怕奴隶起义的烈火摧毁他们自身的产业和地位。因此，他们曾一度与白人殖民者或西班牙、英国等外国势力联合，共同镇压奴隶起义。 第四步，分析自由有色人种如何最终与奴隶起义军结盟，以及内部的分化。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法国督政府为镇压保皇派白人，派代表宣布废除奴隶制以争取黑奴力量的支持。杜桑·卢维杜尔领导的起义军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能力。面对复杂的国际干预（英军、西班牙军入侵）和内部的白人反抗，自由有色人种中的实用主义派别（以里戈为代表）逐渐意识到，与杜桑的联盟是确保殖民地自治、抵御外国侵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身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唯一可行途径。1800年后，杜桑击败了里戈的军队，但也整合了自由有色人种的力量，构建了一个以黑人将军为核心、部分吸纳混血精英的联合政权。然而，根深蒂固的种族与社会阶层矛盾并未消失。 最后，考察革命胜利后的影响与矛盾的延续。1804年海地独立后，以德萨林为首的黑人将领建立了以黑人农民和前奴隶为基础的政权，自由有色人种，特别是拥有土地的混血精英，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受到压制，但并未被根除。海地独立后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政治动荡，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其根源之一正是革命期间及之后未能妥善解决的、深刻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即获得自由的黑人大众与试图维持某种特权地位的自由有色人种（及后来的混血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矛盾塑造了海地独立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轨迹。